首先我们要看到，任何文化必须有一个深厚的土壤，这个深厚的土壤，是能够根植参天大树的基础。那么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之土壤，这个根扎在什么样的土壤之上？根据黄帝学说和老子的学说、孔子的儒学，以及后来引进的佛学，整个掺和起来进行解析，我们不难发现，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信德厚土。这个信德、这个信念、这个信仰，早在没有宗教形成之前，我们的民族都已经具备着这一个深厚的对道和德的信仰、信土。

正是因为，我们民族具有自然的、深厚的对天地自然的信仰，对大道的信仰、对德的信仰，所以我们的民族具有与世界其它各民族不相同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的民族，由于伏羲易学文化、轩辕道学文化、老子德道学文化的滋养，形成了自然的道德信仰厚土，所以在历史上并不依赖于宗教信仰而枉自鄙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但是，可惜我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当中，没有人注意到这点。

中华民族第二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她的语言、文字，言语和文字是分离的，是各自独立的，这样就确保了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能够长期和谐地统一在中华大地上，深植在我们东方这一块沃土之上。正由于我们民族拥有深厚的信土，具备这个信德，所以道德文化这个根、这个道根，才能深植在民众的心灵之中。这个根，是指的道根。

什么是道根？道德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等会儿还会展开来给大家介绍。

这个道根，其实是指的我们轩辕黄帝在伏羲文化的基础上，所汇集、总结、升华、并且通过他本人对大道修之身的体验而集成，不仅用于内治他自己的身国，成就了他自己的仙体大智慧，而且将这种大道的灵宝大法施用于身国和治国的方法之中，创造了他著名的经典——《道法》《道源》等著名修身治世的经典，所以黄帝老祖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始祖。在他创造、生成并且运用了道德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使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经历了上个三千年一直到2500年前，都是在运用轩辕黄帝他所创立的道学，来修身治国平天下。一直到战国的时候，黄学的道学思想才逐步地被各个学派所分解性地吸收。

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呢，我们的老子应运而生，针对这个社会的整体离道失德现象而创立了他著名的德道学说。提出了在新的历史阶段，人类只有尊道、淳德、通过淳德的修持，修之身才能重返大道。当然，在同时期我们儒学的先祖孔子，他也根据当时社会的现象，站在入世的这个角度上，提出了需要修仁、修义、修礼而复归于德的思想和理念，这样就在2500年前构成、形成了我们中华道德文化的根和主干。根是道根，主干是德干；而分干这个枝干，就包含了仁义礼智，以及在枝干上支撑着分枝的这个常信，后天的信念、信德、信仰，通过这个后天的信德、有为的信德，智识上培养、培生的信德，来支撑着仁德、义德、礼德、智德的生成和发展。

然而，随着社会历史长河的变化，人类逐步地离道失德、逐步地演化以后，对于老子所预言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前失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居其实而不居华。故去皮取此。”那也就是说，最后必然会出现滑落到这个智识主宰我们精神世界的现象。而老子又将这个智识主宰我们心灵和后天思维系统的现象，称之为“愚”。“愚之始也”，看似聪明，但对于大道而言、对于德而言，对于宇宙自然真理对于和人生真理而言，这种唯智至上、唯我至重的一种精神认识，实际上就进入了社会整体和人类思想精神境界的愚智时期。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敏锐地观察到了我们道德文化大树的发展和过程，及时地在我们这个智治的精神环境状态下——特别是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八荣八耻的号召，规范我们全民每个人的心智，需要知耻而去求荣，用八荣来规范我们后天智识当中可能出现的八耻。并且，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对这个智里面所含的四个子系统“廉耻俭勤”，来重新使我们在整个道德文化系统的终极时期，能够抓住根本而逆返于德治和道治。——也就是说，逆返到我们大树的主干和根之中，回归到道德文化之根。

胡锦涛主席这个理念的提出、这个国策和方针的推行，是站在哲学的高度、站在政治的高度、站在我们民族根文化整体全貌的根本形态之下，提出的一个英明的决策，最有利于我们把握住关键点。因为我们的文化系统，精神文化的发展，本身就处在这一个愚智的时期。愚智时期，如果不能够抓住防止八耻而确立八荣，就无法守廉、持俭而法勤，从而回归到这个常信，建立信念、道德的信仰。在人们的智识里面，现在人们所匮乏的正是这个信念、信仰，对道德没有信念，没有信仰。如果说不建立道德的信念和信仰，那么这个智识也就无法归正，也就无法摆脱老子早在2500年前就已经确立的这一个“愚”，无法从信德的枝干和德的主干中从道根中吸取精神营养，形成道德信念。我们这个时代，聪明之“智”虽然十分地凸显，但是却表现出愚蠢、愚笨，脱离了宇宙自然的根本规律，背离了社会良性发展的根本方向。

所以，根据这样一个整体的文化系统的理念，我们可以看出，作为道德的存在，我们必须要牢牢地抓住信德的厚土，从做人这个方面要确立真正的道德的常信。信念道德，信仰道德，从而使自己的智识转变成为智德，运用八荣八耻的理论和方法，在我们的后天智识主事这个状态下，能够直接通过信德的枝干而进入德的主干，从通过道德真信的这个根、道根，从真信的厚土之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从而使我们的精神系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真正的健康与和谐，使我们身心之内的精气神能够和谐，使我们后天的意识和先天的慧识能够达到和谐。只有抓住了以八荣八耻为基本的起始点，抓住它，重建和确立起正智，建立我们的道德信仰、信念，并且恢复我们心灵的礼治、义治、仁治，才可能回归到德治甚至道治的状态。

所以，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确是医治我们社会离道失德现象逐步严重这样一个时期、能够复兴民族道德使我们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能够达到双赢、进入双赢状态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当前，全国都在开展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演示的方法，就可以看到、去体悟到我们国家领导人复兴我们民族道德文化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使我们每个人自己都确立起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主动地去学习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的身心之中、身国之内去实践这一个道德的根文化，实践根文化和国学文化的根本，使我们身心的变化由后天尽快地进入先天的德和道的转化之中。

由于时间关系，对于礼德当中的“平忍和成”、义德当中的“忠勇恕节”,以及仁德当中的“孝慈爱悌”，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地展开来论述。但是，我们只要在讨论和研究“复兴民族道德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题目之上，建立一个认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是建立在民族自然真信道德、并且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宗教信仰的辅助，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厚土。这个道根就深植在这个厚土之中，我们需要主动地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共同地建设培植这个精神信仰的厚土，使我们的道根能够从这个厚土当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使我们道德的参天大树、使这个德的主干和常信的枝干能够生机勃勃、营养丰富，从而使仁的枝干、义的枝干、礼的枝干和智的枝干以及其中的细枝和叶片，都能繁茂发展。

我们从这个象义图上可以看到，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真信厚土以及道根和德干，那么我们空言仁义礼智信的修持，八荣八耻的实践，那也就只是插在花瓶中的一个无根之宝，形似插花之蕾、茎、叶而已，十天半月即会枯萎。根本没有办法使它长期地、生机勃勃地常青入世。所以抓住这个德干和道根，来研究中华的传统道德文化，全面地去认识仁、义、礼、智以及常信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们的仁义礼智信，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国家的号召，进行实现德治，复归于道德，使我们的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出现和谐的状态，进入一个德治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同步共进，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才能出现。

胡主席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和谐社会的理念，正如上面我们所强调和讲到的，她是处在最适合我们社会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最具有针对性的一个战略性的方针和方法论。要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就必须要去高度重视这一个八荣八耻在我们后天大脑智识里面的确立和建立。只有这个确立起来了、规范了，我们后天意识（智识）对事物的认识，我们后天的逻辑思维、推理认识、经验认识论，才能够回到信念于道德文化的基础之上来，回到信德的枝干上来，承载智、义、礼、仁。如果我们现在还像社会上某些人和某些现象那样，只是对金钱进行崇拜，对个人物欲、个人的私心、个人的贪欲进行崇拜，不培养对道德的信仰，那么就根本没办法实现这个正信和对道德的信仰，就无法贯彻实行、实践胡主席所提出的八荣八耻，那么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会出现一个重大的障碍。

如何去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我们需要研究和讨论的重要课题。国家既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同时也提出了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方法论就在八荣八耻之中。我们要从道德根文化的高度上去深刻地认识八荣八耻的意义，以及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战略建国思想的伟大性。

这个“和”，我们不防解释一下。在《说文》当中说：“和”，是：相应也，从口，禾声，是指有一种“相安、协调、平静、平息争端、停止斗争化解矛盾”等意。这个“和”，的确是这样一个具有多重的本意和衍生意贯串在其中。而且，我们如果回顾到远古时期的甲骨文时代，这个“和”它是“口”字在左侧。“口”字在左边，那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理念非常强。现在在这个理念的讨论上，大家都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那么民以食为天，这个“口”是我们能够进食大地的五谷之粮滋养我们命体的重要途径。所以这个“口”，在左边张开它自己的口，有禾苗、稻谷、五谷进入我们体内营养，使我们能够达到一种身体健康，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存在。

民以食为天，要有粮食吃，才能进入“和”的状态。“和”的初意，含有人人都能温饱之意。民以食为天，都能吃饱饭，安居乐业，也就相和无事，相安无争，就不会有斗争，平息争端，这个“和”就需要具有这些先决条件。当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腾飞，这个温饱的问题基本上是在全面解决之中、实现之中。如果没有人为的干扰，那么贫富的悬殊也不会迅速拉大，注意将这个“和”贯彻在每个人的心灵当中，以富助穷，互相帮助，也是更进一步深刻地贯彻这个“和”的理念的一种方法。

 “谐”，谐是一个形声字，从言，皆声。本意“和谐，洽也，从言，皆声。”《尔雅》当中说：“谐，和也。”。“谐当”，妥当；“谐和”，各组成部份之间协调地相互联系在一起；“谐调”，和谐；“谐奏”，和谐的演奏；“谐律”，谐合于音律。

这个“谐，”是一个“言”、一个“皆”的组合，同时表明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尚书·尧典》当中曾经说过：“克谐以孝”，那就是说，不要发表不利于和谐的不同意见，以尽孝道之意。那么联系到我们做人之道，在家里面的做人之道是指的孝道，那么在社会上这个“谐”，就含有忠诚之意，要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忠于我们民族的最高利益，注意不要发出不和谐的声音，既要敢于发表意见，但是又要能够克己复礼，使自己的声音符合民族的大义、国家利益的根本，这就是“谐”意。

所以这个“和谐”的共同组词，就为我们如何做人，如何进行人生的家庭与社会实践，对于这个规范，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在具有温饱的前提下，不要过多地贪求，要在语言行为规范上，在思想领域、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高度地保持、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共同地去遵照道德文化复兴的总旨，去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我们的心灵。特别是道德实践者，要注意运用这个“和”和“谐”来构建我们自身内部的归德、归道的根本建设。这个“和”，在我们身国内的建设当中，不要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只是五谷养形的“和”，而其中深含的是以德养神的这个“和”，使我们身国内的众生都能统一在构建一个道德的内环境，步入道德这个层次和境界的“和”。

这个“谐”，是要使我们身国中的众生都能够发出相同的声音，归根于德道，复兴身国的德道，将五脏调谐平和，将五脏的五德能量全部补齐，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使这个内在的和谐、精神和形体的和谐，使我们体内性体系统、我们身国内众生对精神营养的需求能够达到温饱，使我们身国内众生的声音，都能发出一个心声、一个信念，那么也就是尊道而贵德。这样，我们体内的健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性命长治久安的这个建设，才能真正地步入最佳的状态，以德而和，以道共谐，从而使我们的修真实践、对德和道的求真实践，进入良好的状态和环境之中。

这是关于这个“和谐”，我们简要地提这么多。

二、道德文化的源流与兴衰

我们再谈第二个问题，就是道德文化的源流问题。

<一>、道学源于黄帝以及黄帝文化上承之源

温故而知新，道德文化的源流，我们要首先进入历史的长河去观察，去研究。如果说，我们系统地研究了甲骨文、金文和小篆到现在的文字，进入到史记——历史的各种文献的散在记录当中去追寻。

特别是我们通过诵读，反复地念诵《德道经》，诵读黄帝的四经，达到一种“与圣人居，与圣人谋”的状态以后，就不难深刻地发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就是一部道德的文化。而这个道德的文化，首先源于黄帝，轩辕黄帝就是中华民族道文化的缔造者和开创者。

那么，轩辕黄帝的道学文化发展的根基源自什么呢？黄帝文化的上层之源在什么地方呢？黄帝文化既然是对上古文化精华的总结，那么这个文化的来源自然有其脉络和根干。

其一，就源自于他吸收了盘古文化，因为盘古开天辟地，建立了天地、太阳、月亮、雷电、道路、高山、江河、宝石以及人与动物的基本概念，使人类走出了初始的、蒙昧的混沌状态，黄帝提取、吸收、升华了盘古时代的文化。轩辕黄帝同时也吸收了夸父文化，这里面就包含着夸父追日的故事。这种追求光明与进步、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在这里面提纯出了夸父文化时代的精神。其中，还有有巢氏穴居经验的文化、燧人氏取火经验的文化，其中还有伏羲的一些文化系统，例如伏羲的画卦，易学文化就是其中重要部分。

我曾经到甘肃的天水去过，到了那里的卦台山，站在卦台山上俯瞰四周，感慨颇深，特别是进入了那种“与古人居，与古人谋”状态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佩服我们祖先的伟大。在那种文字还没有具备基本形态的时候，他们的智慧是一种纯粹的天人合一的状态，能够根据天地的自然结构形态，选择那一个八卦形态最完美的地脉结构，在那儿进入甚深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捕捉天道规律和地形概貌，而演绎出了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内视身国，通过身国当中的道和德对天地的互应，创造了卦象符号，诞生了初始的八卦。

用最简单的数，也就是一阴一阳，用这个“虚无生万有，用一就足够了”的最高的、最朴素的、然而也是最博大精深的哲学理念，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进行了丰厚的奠基，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连续在这五千年以来，都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而不颓不灭，没有被任何西方文化真正的能够吞噬和消灭。因为，我们古代先人们创造的道德文化，的确是当前世界上最优秀的、能够很自然地包罗天地万物万象的一个最接近自然真理的文化。

伏羲不仅仅创造了画卦这一个易学文化的基础，为中华民族和我们的汉文化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这么简易的方式为我们民族的精神食粮的获取奠定了一个深厚的基础，并且伏羲氏还发明了造屋的技术和结网的技术。

其中，第六个方面，轩辕黄帝吸取了女娲氏的优秀文化，女娲氏她的传说也是在甘肃天水这个地区。她当时是伏在一个大葫芦上面，躲过了冰河时期河水滔天的那样一个自然灾害，从而创立了她的“别男女、初嫁娶”等等文化的理念。

第七个方面，轩辕黄帝吸收了神农氏的原始农业、畜牧业、水利与医药知识。尤其是在伏羲画卦象的基础上，重六十四卦而创著了《连山》易学，使易学文化进入了新的文化时代。

从七个方面，我们道学的缔造者轩辕黄帝总结了上古时代、远古时代这样一个优秀文化精华，并且升华了这些文化的精华，构建起了自己的这个哲学思想——修身治国思想体系。

他的文化主要的灵魂是修之身而平天下，这是黄帝创造道学思想的灵魂。然而在2500年以来，我们社会上真正了解黄帝文化精神的不多，这是因为在汉代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等会儿再提到。

我们最常见的黄帝文化经典，是既包括了哲学，也包括了阴阳、政治、军事、天文、历谱、五行、杂占与医经、修真内功、按摩等著作共13类 37种。像1973年出土的《黄帝四经》，这四经是指的《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其中《经法》和《道原》最接近黄帝本人的思想，《十六经》和《称》里面，掺杂了后人的一些修订意见。这个修订意见，很可能是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的学派当中，他们为了使当时的各个学派能够更全面地从黄帝学说当中建立自己的分支学说，而作了一些修订。其它的，还有《黄帝铭》，共有六篇，但是现在只存在着两篇了，其余的四篇失传了。剩下的，还有《归藏》、《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黄帝泰素》、《黄帝说》、《黄帝》、《封胡》、《风后·握奇经》、《鬼容区》、《玄女经》、《阴符经》、《蚩尤》、《行军秘术》等等，我们就不再一一例举。

总而言之，我们承传下来的，在很长的历史时间是以杂学文化经典为主，而灵魂性的经典《黄帝四经》却是埋没在深土之中。

<二>、黄帝文化的科学发明创造

黄帝文化的科学发明创造，也是极为丰富的，远远地超越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同时代的发明创造。像黄帝发明的车、弩、釜、甑和冠冕、炊灶，穿凿水井，作宫室筑城邑，并作棺椁。黄帝还画洛书河图，铸鼎制镜，合符封禅，别十二相与二十八宿，无论是在天文地理，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有相当大的造诣。

黄帝以道而自律修身治国，开创了中华以道德治国的共和国体制。最原始的共和国体制，就出现在黄帝的时代。黄帝的妃子嫘祖曾经教民种桑养蚕，仓颉发明创造文字，大臣宁封发明陶器的制作。而黄帝问道的故事，也记载在传说之中，其中，他问道三山五岳，从而丰富了自己修真的学习，取得了真言口诀，并且进行身体力行，在身国内用这个道进行治理自己的身国，从而取得了通过修身、齐家、治国以达平天下这个优秀成果。就在他的文化影响下，杜康发明造酒技术，隶首发明数术，伶伦发明乐曲，牟夷发明制作矢，挥发明制作弓，曹胡发明了制衣，伯余发明了造裳（cháng）。衣、裳（cháng）是两个概念，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于则发明制作履，也就是鞋子等等。其中在医学方面，像雷公、岐伯创立了当时的传统中医学；马师皇甚至创立了当时的兽医，当时称之为“龙医”。

可见，当时中国在黄帝时代的发明创造极为丰富。甚至现在风靡全世界的足球，它发明的根始，就在黄帝的文化时期之中，“蹴鞠”就是足球。其实，还有那些原始的商业市场、货币、图画、伞等等，都是在黄帝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这说明在黄帝时代运用道治于身、道治于国，能够保持和激活、发挥出和诞生出优秀的丰富的科学创造力，使当时的社会在极度低的生产力的制约之下，还能够产生出当时最优秀的科学科技成果。比如说指南车的发明，在那个时代就已经产生和发明了，并且那个时代，在他的文化的影响下，冶炼技术、化学技术都已经诞生了。

这次，我在四川看了一下他们的三星堆。当打开他们那个三星堆的潜在场性以后，虽然他们只留下了七个最简单的文字，但是他们却留下了丰富的青铜铸器——制造的器皿、面具、人形。利用那种人形和面具，向他们的子孙、向我们现代人，揭示一个整个四川他们的祖先在他们那一个时代如何用这些青铜器铸造的形态和描述的方法，来达到记录和表述他们那个时代的“天人合一”修为的状态。

这一点，许多考古学家由于他们都没有进行道德修之身的实践，而不能够揭示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在那么原始的生产力的环境之下，要用青铜器这么昂贵的一种技术来铸造那些特殊的面具、头型以及人体的姿态。实际上，当时我们的祖先，正是因为感受到了天人合一，使自己达到一种修真的高境界，对于指导生命正常发展，社会的安危全系在这一个天人合一、感天知地，能够与自然和谐同频，才是保护我们民族生存和人群部落正常发展、健康发展的关键。由于当时还没有诞生文字的记载，那么就用这种青铜器铸造的方法，将这种姿势、姿态、形态和产生的结果用这种青铜器铸造的办法，进行类似于文字的记录，而向自己的子孙传达着如何去实践天人合一的修真方法。

当时我曾经带了一班人，我“看”了以后，“谋”了以后，就告诉他们：“你们按照我的姿势，按照这个青铜器铸造的姿势，跟我一起来试一试，体悟体悟，感格，格物致知，观之于物而知身，观之于身而知气，知这个德。”以至于大家每个人都有美妙的体会，的确发生了明显的天人感应或者天人合一的深层次的慧观现象。

这，就是我们在考古当中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关键性的秘密。不要仅仅把古人那种青铜器上的形态甚至灵文，归结于他们是迷信，是宗教，是一种信仰。那并不单纯是一种信仰，中国的文化并不单纯地依赖宗教信仰，而是通过文化表述道德信仰，来达到天人合一，与天地相交通。这，才是最大的文化奥秘和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

当然，关于宗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深谈。等一会儿，还会提及一点而已。

<三>、黄帝文化的精华----《黄帝四经》

下面，我们就论述一下黄帝文化的精华。黄帝文化的精华关键是在《黄帝四经》之中。黄帝学说思想的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严重的遗失，这也是既有人为的，也有自然的。最典型的是一种人为的遗失，虽然是没有明显的文字记载，但是可以追寻到那个时代，来体悟、感格到人为消失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内容就是《黄帝四经》。黄帝的文化思想作为一个影响社会发展近千年，而且其本人是已经实现天人合一的帝王，在正史之中，竟然没有留传下任何修身治国方面的专著，而只是保存着一些与哲学具有一定距离的其它学科的著作。关于治国思想方面的专著，长期缺如，成为怪事一桩，形成我们中华道德文化根文化的历史之谜，近千年余都找不到原因。其实既奇怪也并不奇怪。

汉代西汉时期的帝王，汉代初期将近七十年，建国七十多年都是在运用黄老学说进行治国，取得了文景之治的丰硕成就。所使用的黄学内容，到底是什么却失去了记载。到底是黄帝本身本来就没有治国方面的著述？还是另有蹊跷？在研究中，始终难有定论，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可以说苍天在为21世纪道德文化的复兴、道德文化的源流、大系统论的追根溯源的行程，揭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一九七三年，轰动世界华人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黄帝四经》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而且她的出土，还是伴随着著名的老子五千言，用她最接近真本原著的方式，显示于我们人世之间。这，可以说是翻开了我们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和历史文化研究史上的灿烂辉煌、光辉的一页。这一页的翻开，使我们民族道德文化的主干、经脉、主体和脉络完全都展现在整个民族和世界人民面前。

产生和集粹于轩辕黄帝、辑录和起源于战国、盛行于西汉初期的“黄学”，即《黄帝四经》，曾经是当时的百家学术之首。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也没有那个勇气，未敢将真情记录注灌于自己的笔端，致使黄学被淹没了几千年而没有被历史学者重视。西汉时期流行的“黄老”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现在《黄帝四经》的出土，先后经过今人唐兰先生考证后，确认了《黄帝四经》不是伪书，是几千年来出土轩辕黄帝的第一本书。这是一部修身治国的宝贵经典，它由四篇文章组成，这就为海内外黄帝子孙重新认识黄帝、了解黄帝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轩辕黄帝也就不再是传说当中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是中华道德文化道学的缔造者和开创者。

 台湾的史学家九十三岁的王寒生先生，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当时他已经九十三岁了，也恨不得一下飞回大陆，一睹为快。但当时海峡两岸还未通邮，没有办法看到真迹。几经周折，通过日本才搞到《黄帝四经》影印件。当时的确如此，台湾要想获得国内的有关资料，或者国内有人要去台湾进行文化交流，总得绕道去香港。当时，我也曾经受邀请前去讲学，我拒绝了，嫌麻烦，转一圈才能进去。他当时了解《黄帝四经》的影印件，也是这样获得。王寒生先生如获至宝，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先后花近四年时间将《黄帝四经》编译出来，于一九七六年在台湾龙华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王老先生在他自写的序言里，就直接宣告了：“读罢四经，我们认识了修道之门径，更提高了人生境界。如果我们仍然还是懵懵懂懂，那就不可挽救了。纵然再读书万卷，也无济于事。”我们看看这个评价该有多高！“读书万卷也无济于世”，这就说明《黄帝四经》的研究价值，的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德文化皇冠上的明珠。“在四千年前，我祖已经打开了宇宙奥妙之门，指出了一条上进大道，今日能读到宝贵经典，是如何幸福！”又云：“黄帝四经出土，如老祖再降人间，这是可幸的，凡是黄帝子孙们，全都应当雀跃而鼓舞。”

史学家王寒生先生，他研究史学一生，有丰富的经验，他的这一个发自心灵深处震撼心灵的认识宣言，的确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我们在座的研究道德根文化的人、研究如何复兴道德、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者，更应当重视《黄帝四经》的研究实践，这样才能全面地、脉络清晰地、主干分明地建立我们心灵当中的道德文化大系统论，建立在体内我们如何去追源溯祖，从根文化、根基上确立这个系统论，使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身心、使我们的身国，都能够规范在这一个文化复兴真实地进行全面的修真实践德和道的这个状态之中。

<四>、黄帝文化的流传

黄帝文化，虽然在汉朝出现了断裂现象，突然失传了，但是黄帝文化的流传却还是存在的。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就是在黄帝学说基础上诞生的支流分脉，其实，当这一部《黄帝四经》出土以后，我们不难发现诸子百家各种学说纷纭，其实都源自于黄帝文化，源自于黄帝所创立的道学文化。黄学就是国学之源，是道学之根、百家之祖。

春秋之后，整个周朝开始周朝衰微，当时周室的饱学之士流散分布在各个小国，这些研究黄学古籍经典的学者，各以其国君主的喜好，阐发弘扬自黄帝以下古代典籍的内容，从而形成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时期和状态。《黄帝四经》是一部修真治国的巨著，它的思想被战国时期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各家“各取所需”式地广泛摘取，发挥使用。

道家《老子·德道经》承传黄帝之大道学说，演唯德辩证法而论修真治天下。儒家“四书”之首的《大学》，就有取自《黄帝四经》的“明德”一词；也可能《大学》本身就是黄学的产物，而并不是儒学之作品。《五经》，更把文王根据黄帝“后天八卦”所推演的《周易》列入五经之首；法家，取黄学道法之法理而产生常法、世法；墨家，取用黄学“兼爱”之思想，而形成中国古代原始的社会主义思想。

《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理论基础，是学医者必读的经典著作，这也是一部流最久、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部医学专著。

黄帝文化，是古代修真学的发端，对后世修真学、养生学、内功、按摩、推拿、针灸等等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黄帝四经》，是黄帝文化的经典代表之作，哲理丰富，博大精深。其中，所言的“修身平天下”的大道思想，仍为今日修身治世的经典，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用道德方法修身，是治国的基础和前提，黄帝是先行者和亲力亲为者。是后世治国者的楷模与典范。

《黄帝四经》，是黄学所荟萃的黄帝文化的思想，是中华国学的根蒂。黄帝学说的精华，是中华人文文化之集成，是东周之前古代各朝修身治国的指导性经典。

以《黄帝四经》和《老子·德道经》为核心而构成的黄老学说之精华，这一个在汉代初期用于治国，曾经创造出了文景之治的辉煌。黄学在汉武帝时代，被汉武帝和汉儒联手剿灭，致使《黄帝四经》失传数千年之久，这可以说是民族的巨大的伤痛。这一点，可能有很多的史学家并没有关注到，但这却是一个历史没有记载的真实现象。

我们看一看黄帝修身治国道学的记录，分析一下就可以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学到哲学这个连结自然的衔接起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完整的道德理论方法系统。

1、黄帝修身治国道学的历史际遇

轩辕黄帝是通过修之身而得道的，以证道、得道之身而治国，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道德文化当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和方法的先河。的确，轩辕黄帝这个修之身，自己达到天人合一，那是能够通过我们每个道德实践者去验证的。

像这次到了四川，我到了青城山上，就是无为的条件下、状态下，要求我到他的丈人观去住一下。结果，没有经过他的大门，绕过了，登上了他的侧山，爬了几个小时爬到那个山上，路也是很陡的。一到了他的“丈人观”以后，其实在这之前，我不了解他的丈人观，所有历史概貌都不知道。而一去了以后，他的中央是玉皇塑像，这一边是老子塑像，旁边一个小的像就是丈人，他没写名字，也没写什么，但是观的名字叫“丈人”，直接就走到丈人观里面的丈人的塑像之前，结果进入了“与古人居、与古人谋”的状态。一位老者就出来了，手上捧着一个盒子作为见面礼：“给孩子们吧！”我当时非常感动和感谢，再一看里面是篆书写的那个叫做《龙腾经》，自己也没有印象，脑袋里面根本没有有关的印象，后来就问当家主持道士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是什么样一个历史源流？他们的文化比较低，也讲得不太清楚。结果更深度的进一步展开以后，那就知道，原来这个丈人称之为“五岳丈人”，姓宁，是古代一位达到了天人合一、经验丰富的老仙。轩辕黄帝当年曾经拜他为师而学习修之身的方法，所传授的正是这个名叫《龙腾经》的经典，里面就含有丰富的方法。

这说明了，我们的轩辕黄帝当年的确是以一个修真者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之中，而且走遍了千山万水去求真，去寻求真诀，并且退而在自己身国当中进行深刻的内证而得道；并且，把这种内证的道理外延用于治世，从而获得了黄帝之治的升平，创造了历史五帝时代的辉煌，影响了后世数千年之久。但是，他的这些经验一直延续到了西周时期，然而由于史料文献的缺失，这些辉煌的成就只是散见于史料中的片言只语之中。

在春秋和战国时期，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战火可以说连绵不绝，有识之士痛定思痛，从历史中寻觅治世的历史经验，希图开创出新的出路。最为丰富的轩辕黄帝的思想和著作——被轩辕黄帝文化时代之后历代皇帝所尊崇的这些著述，依然还是有一些保存的。那么，这些学者就从轩辕黄帝的思想和著述当中去挖掘整理，也就自然地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们主动搜寻、辑录、学习并且研究的重要内容。

《黄帝四经》，是黄帝修真、证道、平天下、治天下的核心代表之作。《黄帝四经》自汉代从皇室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地位当中突然消失，一直都是一个千古之谜，甚至同时代最著名的司马迁他所撰写的《史记》中，都找不到《黄帝四经》的只言片字。

《黄帝四经》从最高地位嘎然而退的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难分析其中的原因。其关键原因，其实既有《黄帝四经》本身对为帝者、为皇者提出了高度的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说你自己本身要在自己的身体内、身国之中去修这个真、证这个德、求这个道，同时也包含着当时社会背景现状的综合因素。可以说，一个是对皇者的要求过高是她突然失踪的原因；二一个方面，是汉代创造了“文景之治”的辉煌以后，同时也诞生了一些弊端，没有全面真实系统地去应用《黄帝四经》治国，也就会产生一些错综的负面影响。

历史学者们普遍认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黄帝四经》，原因是他生在汉武帝时代，景帝是文帝之子、武帝之父，在位十六年，天汉年间司马迁为李陵事件，触怒了汉武帝，被施以腐刑下狱，其父司马谈正在朝中出任太史令，父子二人同朝为官。那时，司马迁才三十多岁，而《黄帝四经》已入土二十七年了。所以说，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过《黄帝四经》，只是按当时的传说写下了“五帝本纪”，排在《史记》开宗明义第一篇。

这些学者的这些说法，其实都难以自圆其说。史学家未能注意，汉武帝即位后，窦太后却是仍然健在的，窦太后是黄老学说坚定的推崇者，时历景、文、武三帝时期，窦太后去世以后，汉武帝才开始革除黄老学说而大兴汉儒学说。其实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司马迁不可能没有见到过《黄帝四经》。司马迁为什么不敢将《黄帝四经》的内容写在《史记》上面？其一，因为他受过腐刑，并且蹲过监狱，对汉武帝的皇权命令不得不尊；其二，司马迁当时才三十多岁，《黄帝四经》虽然在南方已经入土了二十七年了，但是京城，司马迁小时候不可能没有读过。其实古人学习经典都是背诵，即使他幼时没有背诵过《黄帝四经》、他也没念过《黄帝四经》，那么他也绝对听说过《黄帝四经》。在这么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内，他竟然一字不提同代人都见过的《黄帝四经》，而且最起码他的父亲也一定研究、诵读过《黄帝四经》。

所以，这个原因并不在司马迁本身，而是在于皇帝的命令，使他不得不收笔而不写，转了一个弯，将“五帝本纪”一笔带过地记载下来，并且将它摆在了《史记》的第一篇当中突出。后世的读者，当你读到“五帝本纪”的时候，你应该心知肚明，去主动自己寻找《黄帝四经》的内容。

对以上一些学者这些说法背后的原因，的确要进行分析。从《黄帝四经》本身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黄帝的学说和思想其重点在于修身治国、道治天下，对为王者自己的修身证道要求甚高，一般的人甚难进行身体力行的实践。作为一个坐享其成的帝王——继承他自己父辈成果的帝王，养尊处优，没有经过真实的系统性的教育，那么就很难去真实地执行她。《黄帝四经》对执政者本身的修身的要求过高，这才是她被独裁者汉武帝封杀的根本原因。

2、刘邦是汉代黄老学说治世的奠基人

那么，黄老学说、黄老思想在汉代，为什么能够在初期畅行？

这与刘邦——开国皇帝的刘邦本身就是黄老学说的崇拜者、执行者和信仰者有关，因为汉代的刘邦就是汉代黄老学说治世的奠基人。这一点，由于我们现在的史学家受汉儒的影响以及汉代儒学家和后世儒学家们遮掩历史的影响，而认为刘邦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混混、市井小人，而掩盖了刘邦在当年斩白蛇起义以后就遵从了“赤帝代白帝”这样一个学说的史实。

因为当时他斩了白蛇以后，曾经有一个神话：有一位老妪说自己的孩子是白帝的儿子，化为白蛇拦在路上，今天结果被赤帝子所斩了，所以坐在这里哭。后来有人就告诉了刘邦，刘邦就心里面非常高兴，并且出现了一种自负怀抱，有一种更高远的胸襟气度了，知道自己符合了“五行化运”，那也就是说火克金这样一个“五德转运”的规律、“五德相胜”的规律。

这说明了黄帝文化在当时、在民间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刘邦虽然没有很高的学问，但是刘邦已经懂得和知晓黄帝学说当中的“五德终始”、“五德相胜”和“五色帝”替换的说法。其中，刘邦起义以后，在攻占沛县被立为沛公的时候，就“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那就是说他曾经公开地祭祀黄帝，对黄帝进行祭拜，并且是在黄帝祠里面展开祭拜。

这就说明，当时社会当中对黄帝的崇拜，黄帝的信仰在民间是普遍的，说明黄帝文化在民间已经存在。他将自己的旗鼓都染成红色，也就是顺应“五德相胜”，“五德终始”规律，用“五色帝“更替、他的赤帝更替白帝的这样一个国策，运用了黄帝思想的“五德终始”这样一个学说。其中，《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丞相他家的情况：“少时家贫好读书，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应当指出，陈平这里所学的，应当是包括《黄帝四经》在内的、更为系统全面的黄帝学说。先秦时期类似“五德终始”、“五德相胜”和“五色帝”等一般意义的黄学，并非黄学的全貌。

在西汉初期的朝廷中，最早应用黄学思想修身治国的关键人物，应当是刘邦和陈平。刘邦既是黄帝学说的崇拜者和倡导者，也是汉代黄老学说治国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刘邦以黄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是西汉政权初始治国的国策。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和知道，否则这个黄老学说创造“文景之治”的辉煌，我们就难以寻到是如何进入帝王之家的。学术界和史学界受儒学的影响，普遍认为刘邦不学无术，对儒家进行贬损和溺冠性的嘲讽。

全面参研史实以后，我们不难看出，刘邦的思想和信仰就是黄帝思想。他一直在用轩辕黄帝的思想学说贬斥儒学，因为儒学思想对治乱平天下统一中国的确是没有作用的。实践证明，只有黄帝的道治思想、道治身国、道治天下的方法论，才具有医治乱世、平定天下的功效。黄帝学说中的“五色帝”和“五德终始”等等学说，的确帮助了刘邦这个乱世枭雄，而平定天下夺取政权，并且成功地巩固了他家天下的政权。

汉代的黄老之治，始于刘邦信仰并且实行、实践、贯彻黄帝的学说，继于曹参从学于盖公的黄老学说系统，使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在汉代就得到了全面的推行和应用，从而创造出以道德治世生奇迹的文景之治的辉煌。

刘邦的继承者们——文帝、景帝以及窦太后都尊奉黄老之学。特别是窦太后，从文帝即位以后就开始成了皇后，景帝时候就称之为太后，武帝的时候她又是太皇太后，她一个人就贯穿了三帝时代。而且，窦太后又非常地迷这个黄老学说，在汉武帝建元六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135年，她才死去，处于中央政权的中心时间长达四十多年，她尊崇黄老之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她在世的时候，还对那些诽谤黄老之学的其它学派学者，采取了一些比较高压的方法和政策。

她的思想对汉武帝既有正面的影响，同时也产生着负面的影响。例如，她曾经下令斩杀了汉武帝身边跟他关系较好的两名汉儒之士，因为这两名汉儒之士仰仗着少年汉武帝的信宠，而在窦太后面前对黄老之学不恭，结果就受到野兽的吞食以及刑罚的惩处。这个负面影响，其实也就是著名的道学黄学在汉武帝时代嘎然而止、《黄帝四经》突然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其它的“五德相胜”的内容，我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地详细介绍，大家可以翻阅相关的资料，比如说散在的一些记录，如“五德相胜”在《吕氏春秋·应同》里面可以找到。那个时候，“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虫寅大蝼。”那个时候黄帝就说了：“‘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等等。

在对著名的黄老之学、道德之学进行一个汇总的一部书——既充满了史料、也充满了玄观的一些记录的这样一部书《淮南子·览冥训》当中，记载：“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这里面就讲到了“正律历”治国的方式。而且，“正律历”治国在汉代早期其实就应用了的一种方法，这是《黄帝四经》当中的精华，是黄帝文化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之一。

《汉书·郊祀志》里面记载：“黄帝且战且学仙”，——他当时处在乱世时，是一边战斗一边学习仙道。“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 “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这是记载了黄帝的一些史实，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

至于汉朝，因为史学家们对什么叫黄学、什么叫黄帝文化、什么叫黄帝思想都要弄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进行一些考证。而有些学者像西方的科学研究一样，就偏离了，都钻到各个分支里面去出不来。就像水管，呆在水管里面就迷失了，不知道主干。实际上要从文化的大系统看，把握住主干，才能够全面地了解支干。比如说曹参，历史上他在文景时代接任了丞相之职以后，全面地推行黄老学说，那就是比较系统的、经过整理了的黄学和老学思想。当然，并没有离开她的原旨，她是由道学的承传者们直接整理的，而不是由汉儒们整理的。就不像晋朝的晋魏时期，由儒士出面来整理老子的著作，所以闹了个大笑话。像通行本的《道德经》，就已经失去了老子原著的风貌，这一点我在其它地方都已经讲过了，在这里就不深刻揭示了。

像曹参他所承袭的，也是原汁原味的、生态没有破坏的这个黄老之学，所以他在萧何病故以后，他从盖公那里学习掌握了系统性的黄老学说，携带着这些学说的理论而进入汉朝汉廷，当起了辅助文景之治的宰相。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的确是从曹参的《黄帝四经》而开始的，但是在应用《黄帝四经》之前，也同样是运用了黄帝的道治思想在进行治理国家，只是到了曹参时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前面是基础，后面是结果。

但是，曹参所倡导的黄学是应用，其源头并不在曹参，而是在刘邦，这是一种上行下效的结果。我们看这一段汉朝的历史，分析这段历史，既应当称颂曹参学黄老，推行黄老，进行黄老学说治世，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曹参本身固于守成，并没有将黄老学说真正地发挥到极致，是具有局限性与全面性的限制，他在这方面只是上行下效。他的忠厚和老实这一个特点，实际上障碍了当时黄老学说真实地通过皇室的王权效应，来从整个汉民族里面全面展开，深入民心，使整个民族的道德精神、文化灵魂的营养获得最大的丰富。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做得非常不足。这一点，也就是整个黄老学说能够在汉武帝手上迅速地被从皇室里面清除掉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说，曹参应用无为而治，他的无为并没有达到真正的这个“无”。这个“无”，按照老子的本意，它是人在天地之间，应用元气贯穿于身心内外，达到天人合一的一种没有后天智识阻碍、障碍自己思考、判定、鉴定、决定、处理问题的慧性。这个“无”，是天人合一前提下的“无”，而并不是什么也不管的那样一个“无”。所以，曹参那种只是仅凭着前相——前面的那位丞相所制定的政策，而自己不求进取，守成而治，带来的负面结果影响也就非常巨大，使著名的道德文化、道文化当中的黄帝学说思想，突然在汉武帝时代出现了湮灭消失的奇怪现象。

汉武帝即位之初，他所继承的是汉初文景之治的全部成果。文景之治，是黄老学说治世的巅峰时期，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发展到了一个理想的时期。但是，由于应用黄老学说者自己本身进行道德修养“修之身”的局限性，在德治中并非尽善尽美，因此给汉武帝提供了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社会现实，这种双重的社会现实就摆在了汉武帝的面前。

正面的现实，首先表现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强大。司马迁曾经提到、描述过汉兴七十余年，人人都已经家庭丰足了，不管是边远的地区、还是在首都大城市里面，所有的仓库里面所堆积的粮食都堆满了，而且国家所库藏的钱财，穿铜钱的绳子都腐朽了，没有办法再进行重新的校验、清点。那就是国家富得钱堆得多得没办法用了，甚至积压到了绳子都烂了的地步。这个“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就是每年的粮食都吃不完，就互相堆积、积压在仓库之中，“充溢”——甚至粮仓都不够了，露天堆积于外，致使粮食都成了粉泥，一搓就成了粉，“腐败而不可食”。

从这个描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文景之治带来的经济辉煌，的确是显而易见，是一种国泰民安、平安的现象。当时这个县官和狱吏无事可做，也曾经出现了一度的监狱成空，也就是一个县里的监狱里面没有一个犯人，这种现象都出现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国家，这个粮食和钱财居然已经富足、强盛到了粮食堆积如山、穿钱的绳子因腐烂而自己断了的地步，这个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标志。那么在这一点上，以黄老学说为主导思想的文景之治，那么就创造了用道德治世的杰出成就，这是应当肯定的。

第二个有利的条件，就是经过了文景之治这么长的时间，整个社会呈现出了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心所向这样一个总体的良好局面。这个就跟汉初的统治者采用了黄老学说治国，推行了一系列的轻徭役薄赋税的政策，也有汉初急连废除了许多秦朝的残酷的法令，特别是像其中的妖言令、挟书律、诽谤令等等，从而就导致了言路通畅，达到了一种和谐、政通人和、人心喜悦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汉代的朝廷得到了全国多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像当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例子，在远离都城的边远地区，当地方官要来公布朝廷的政令的时候，老百姓都非常主动，扶老携幼前来，许多老人包括残疾人，不顾身体不好，要扶着拐杖过来参加，一定要来聆听一下皇帝的“德音”是如何讲的，老百姓都在祈祷千万要让自己多活几年，不要死得太早，为的是能看到更好的社会局面的到来。

文景之治运用黄老学说治国，主要是贯彻于皇室之内成员本身的掌握和应用。这是一个关键点，而并没有运用黄老学说进行全民教育，使它丢失了这种关键的举措没有继续形成，没有建立完整有效的教育机制、研究机制和指导实践和考核的机制。曹参的守成无进，实际上是造成了轩辕黄帝思想、黄帝四经在汉武帝时期突然消失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历史的遗憾。使我们一直等到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才了解到这些历史的真实原貌。

3、片面运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产生的不良后果

这里面是值得总结的，应当总结什么呢？那就是片面运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产生的不良后果。

第一个，片面使用黄老学说方面，就是对内部行政管理方面。在对内方面，由于局限于在皇室皇族本身内部使用，而没有向全民进行教育推广，国家对各个地方的控制能力就处在一种弱态，没有达到上下的和谐，没有进行皇室内部和民间以及管理系统和皇室之间的协调，没有将这个道德真正推演开来。这些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理解，研究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部分地方豪强他们没有接受黄老学说，形成了地方的豪强，形成了“豪强兼并之徒，武断于乡曲，”横行于地方，国家对他们的控制也就逐步地丧失了效应。

第二个问題，就是当时由于是“有为”的“无为”，而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的无为，因为天人合一的无为，是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最关键的转换点进行掌握，而进行作为，无为而无不为。那个无不为，就是最符合自然规律、解决问题消耗最少、用力最少、时间最短、办事最直接而效果最佳的作为，那才能符合真实的无为而治。但是到了曹参手上以后，他由于老实守成，虽然还是尊崇着无为之治，但是已经落于后天，而没有进行先天无为的治理。这一点，从汉武帝对自己身边的道学研究实践者并不重视，就可以看得出来，并不听从“司天监”那些能够进入到天人合一状态下去捕捉自然规律的信息、真实的信息，提供给皇帝进行参考决策的意见。当帝王不采用这些意见的时候，那么也就丢失了无为而治。

但是像刘邦就不同了，刘邦当年曾经非常地信任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儿，因为这个小女孩儿她的天人合一状态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以后有机会，我发点文章给你们看一看。那个小女孩在刘邦起义之初，她的父亲还是秦朝的官吏，父母兄长都是秦朝的官吏，是一个县城里的最高首长、行政首长、带兵的首长。当刘邦来到这个城门之下，要求进城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子在城门上一看刘邦和他周围的几个人以后，就说：我们一定要投向这一邦人，这人将来肯定是帝王。而她的父亲就采纳了她的意见，就把刘邦放进去了，自己心甘情愿地归附到刘邦的麾下，成为他的护驾。刘邦夺取天下以后，逢到大事还一定请教这个小女孩儿，而且当时还开办了天人合一层次比赛，看谁的层次最高。当时吕后有一位侄儿，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也具有一定的能力。当时，两个人坐在宫殿之上，公开叫劲，挺有意思，那些历史记载都是真实的。

所以说，运用这个无为之治管理，在有一段时间有的帝王是假借身边的人，他们具有天人合一的能力，而采用他们无为下产生的判断，来为自己的治理国家或者夺取政权服务，这是一种外延式、演变式。实际上，这就距离黄帝时代自己本身就具有这种能力相去甚远，却假借别人。像唐朝、明朝都是这样的，其中朱元璋最有名的，他们本身都是要借外人，借别人的天人合一来作为自己治世的参考。当他们夺得了政权以后，就认为万事大吉了，就把这些人一脚踢到一边去了。既不重视自己内身道德的实践，也没有真正地去重视身边具有这些才华和能力的人。所以，这个无为而治也就只是进入一个口号形式的阶段。

毛泽东主席当年就不同，他本身就兼容并蓄地将有为和无为纳之于身，没有运用任何天人合一的其它的外界人才，而自己达成了“收拾金甄一片”¹。就是说，在中华大地上军阀混战，他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横冲直杀，在艰难困苦当中，经过几起几落而勘定天下。这里面，实际上毛泽东主席他本身就是研究古文化的大成者，只是缺少这方面的著述记载而已。

但是我在北京的时候，访问过一些离休的老干部，像文化部的前部长，有一次跟他的夫人在一起谈天时就谈到，当年在延安时，战争当中毛主席他就能够达到一种什么境界呢？胡宗南的部队跑到高位处，山顶上有胡宗南的人，山下也是胡宗南的人。他在中央、在中间、在半山腰呆着，上面拼命地跳，下面能听到，他还能够自如地在那里抽烟，甚至还不怕烟头的火光暴露出来。甚至有一次，被胡宗南军队追到黄河边上，黄河水突然断流，干了，他们部队迅速地通过黄河以后，后面胡宗南军队的枪炮要能打击得到、又打不到的状态下，他们已经通过了黄河。等到胡宗南的军队赶到黄河边上，赶到这一段断水的河边时，黄河水又突然涨起来了。

这些现象、奇怪的现象，实际上就说明了天人合一的方式是有多种形态的。我们道学文化的无为而治，她所表现的方式也是多种途径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真正地去把握真实的无为而治，把这个“无”不要理解成“什么也没有”。这个“无”，是指的道、道无、进入道的○态、进入真实的先天人天合一的环境境界当中的“无”。在那个里面获得慧识，获得真知，从而指导我们后天智识进行处理而治，而行动，这才能够称之为“无为而治”。

但是片面地利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就容易产生不良的后果。像汉代文景之治的后期时，达官贵人的奢侈浮华就已经非常严重了，也就是所谓的“自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衣服、服饰、房子等都相互攀比，跟皇上去比，没有限制，没有额度，奢侈浮华严重到僭越皇威，危及皇权，甚至有的大臣敢僭越于皇上，一些礼仪规范都超越了皇帝的规格，这种情况到了无限度的程度。对内控制机能的薄弱无力，是文景之治时期出现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说明当时的无为而治，没有在当时的整个官僚机构展开，都没有进行全面真实的修之身，缺少修之身的这个前提和基础，无为而治不遵道法则弊端必生。官方也没有其它相应措施的制约这种不进行修之身而带来的危害，所以给社会带来一个严重的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体现在国家的对外关系发展方面，或者就叫做综合国势方面，表现出了一种弱势地位。特别是在汉代和匈奴的关系上，当时匈奴欺辱汉朝比较多的，因为他们的武器、战马等都比汉朝的善战。甚至刘邦也有次也差点被匈奴俘虏，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即是此经历。后来，无奈之下才奉行了委曲求全的和亲政策，求平安于一时。但是，匈奴又不断地侵犯，这样对皇室的压力是相当大的。

在汉武帝即位的时候，他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文景之治时期奉行黄老学说治国的“无为”政治，但是决策者和执行者都并未真正全面深刻系统地理解黄老学说的真谛。“萧规曹随”，这四个字实际上就非常形象明确地点明了当时默守陈规，曹参墨守萧和的陈规，没有运用老子在《德道经》中所强调的“以今之道，以御今知有。”迷失了这个原则。这个“萧规曹随”，就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国策不求进取，老于守成，片面地运用黄老学说，仅限于皇室表面的应用，而缺乏整个民族全面系统的教育和贯彻。

片面使用黄老学说，它虽然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可以导致社会的安宁，没有道法的全面遵从与贯彻，就不会导致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的到来。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汉武帝的决策也就被汉儒们所左右，重大的变革在多重利益抉择和社会背景之下，在这位著名的汉武帝手下就自然地产生了。就像毛泽东主席诗词里所写的，“惜秦皇汉武，”感叹他的武功业绩，其中就含有他对中华文化根文化的一个重大举措，那也就是将黄学在中华历史当中进行了清理、剔除。

在汉初的时候，确实经历了片面运用黄老之学，当时的经验的确值得总结，值得后世的道学界、道德文化研究者去分析。像汉初的文景之治时期，由于片面地推行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下，它就使得各家各学派普遍都有了一个复苏的空间，因为大道的包容性、兼容性非常开阔——所谓大道的胸怀嘛，所以各派学说都有了复苏空间。

4、独尊儒术，黄老遭弃

汉初学术界的总体面貌，是各家学派经历了秦朝苛政的劫难之后，又开始纷纷复苏了，其中也包括儒家学说不断恢复和在社会上的地位上的提升。对此，我们可以举出这么一个例子来参考，对于综合思考问题来提供帮助。

汉代的刘邦本来是瞧不起儒学的，却不得不借助于儒学来稳定国家的统治。但是他立国以后，其中有一个人叫孙叔通，他是一个很有远见、懂得玩弄权变之术的儒学人士，他就不像道学人士那样主张清静无为，处下不争，他就善于权变之术。他在汉高祖刘邦面前进言，就说：儒学之治，在进取的时代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您已经经历了这一点，掌握了这一点。但是到了国家建立以后，到了守成时期，您就必须要借助于儒学之士。所以，他就分析了这些利弊关系，就奏请刘邦允许他到鲁地去征召一部分鲁地的儒生和他自己的弟子，一起来用儒学制定朝仪，就是朝庭的礼仪，维护朝廷上的君臣等级秩序，得到了刘邦的同意。

后来，这个朝仪制定完了之后，一演示，刘邦非常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儒学礼仪的形式，后天的这些礼规充分地满足了帝王的个人的私心——家天下的贪欲，享受到了身为皇帝的尊严。这是儒学采用礼仪方式，而不是礼德的方式，来投其所好，跻身于皇权统治之中。

同样在这个时期，先后有儒家贾谊等人不断地建言献策，都是在强调仁义教化的重要，强调儒家的诗书之教的重要，这对当时的统治者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之下，就诞生了董仲舒的著名的《天人三策》，《天人三策》中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被史学界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提出，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我们想想看，“绝其道，勿使并进。”当时的汉儒的确是够狠的，他们在道学、黄帝道学这个治国祥和的氛围之下得以诞生、复苏；一旦得以复苏以后，却提出了“独行天下”这个理念，其它的学说“勿使并进”。

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儒家学说由原来的诸子百家当中的一家，被国家定为国家的一个主导的统治意识，使得全国有了一个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一件空前的大事。

汉武帝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董仲舒当时的谏言当中，他说得非常明确，就是提倡思想的统一，把这种思想的统一和政治的统一相匹配，这是儒家善于利用的一个绝技，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说是维护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其实是皇家家天下的安定和发展。

但是，这样做却完全扼杀了黄老道德学说的继承与发扬。黄老学说的道德文化，在国家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中，就被汉武帝和汉儒们完全排斥出了社会主流导向的精神领域，切断了社会自然信仰道德、获取精神营养的途径，迫使整个社会在汉末时期，就转向必须要诞生中国的本土宗教。只有本土宗教诞生和形成，才能够接续原来的自然的道德信念、信仰，使人民获得精神营养的方式，使道德学说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

其实，在没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自然的道德遵从以及外来的佛学已经进入了中国，他们都能够非常祥和地逐步地发展，包括儒学都是在这种环境下祥和发展。唯独独尊儒学出现以后，那么无论是原来占主导形式的道学，黄帝的道学思想文化被掐灭，还是老子的学说被篡改了，这一切都在这一批汉儒们的刀笔之下产生了。整个社会，只有走向以汉代末期张天师创造的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进行延续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学说。

这一点，我们需要掌握。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析历史的很多经验。那个汉武帝为什么要搞独尊儒学，跟他个人并没有深刻地学习黄老思想、实践黄老思想密切相关，与他当时年轻气盛，需要皇权在握，掌握集权，掌握最高统治权有关系。特别曾使他痛下决心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和他的舅舅田蚡之间——宰相田蚡之间的矛盾。因为在汉朝初期制定的政策管理方面，皇帝的权力反而很小，只是个决断权，不能直接参与，这个组织意见、决定意见都产生于丞相这个阶层。然而，田蚡担任了丞相以后，由于他本身不是道德实践者，没有修之身，所以私心和贪欲极度地膨胀。当时，有一次他跟汉武帝讨论全国各地官职的任命的时候，从早上太阳升起来开始，一直到晚上掌灯的时候，还是田蚡一个人在那里说，而汉武帝一个人在那里点头：“这个可以，可以……”最后，汉武帝实在是忍耐不住了，问了一句：“你说完了没有？你让我也来任命几个人，好不好？”

从这个历史记载就可以看出，当时丞相的权势已经超过了皇权，汉武帝急于要把这个权收回到手上，而儒学正迎合和满足了皇帝的这个独裁专制需求，所以他果断地下命令，甚至从国家书库当中彻底销毁《黄帝四经》，并且在他的圣旨之下，连史学的大家，虽然说能够称之为正确的秉笔、拎笔记录史实，但是在这一点上，司马迁采取了迂回回避的这样一种方式，将《黄帝四书》的消失没有进行记载。所有其它的刘姓封王，可能在他们的官墓当中都难以找到《黄帝四经》，唯独在湖南能够找到。因为湖南当时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王，称之为外姓王，他可以不遵从皇室的有关政令，这是能够在湖南发现《黄帝四经》和《老子·德道经》帛书的重要历史原因和背景。

当然，详细分析起来内容还非常多。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对于复兴道德文化，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只有将这个历史——特别是黄学这一段历史，恢复起来，连接起来，来明白黄老学说这个大系统论。

<五>、老子创立“德道学”

黄帝思想、黄帝学说既然有这一段历史际遇，那么老子创立的是什么呢？他创立的是“德道学”。

中国文化大系统中，上逆2500年的文化时期，是以黄帝所创立的道学文化为主流的文化。黄学文化，是以“修之于身，治国平天下”为主旨的文化，居于道○而用法。所以，黄帝的理论当中，最重要的经典是“道法经”（经法）。“道法经”这一篇文章，他是自己处在道○里面，进入了天人合一的状态以后，知道了天地人的规律，正确方向，而使用正确方法，并且诞生正确的规范，这就是道法。然而，今天包括台湾和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对于黄帝的这个道法，还片面地认为是人为的制定法律法规，这一点是没有读懂“与古人居”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按照这样的思路——后天智识的思路，去解读黄帝学说和老子学说，那无疑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没办法读懂老子和黄学。因为，黄帝学说的重点是居于道而用于法，这才是关键。而且，他对形名的揭示，对形态和名称的揭示，具有非常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每一个修真实践者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当你掌握她以后，可以说将终生受益无穷，这一点我们在后边的课还要提到的。

黄学的重要特点我们一定要把握住“道法自然（燃）”这几个字，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灵点亮点明，知道这个道的光明来进行求证德理，用德来证明、点亮自己的心灵，使自己的心灵发出无量光明，朗照自己也朗照身国以及身外，而用法应世，用这个法来应世。这些特点，从“真”字的甲骨文至小篆字的演变中可以鉴识，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历史的演变。

然而，老子在黄帝所创立并流传的道学文化之上，利用“以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什么“今之道”？以当时的春秋之道，而诞生相应的学术，以御当时和后世的“今之有”。他依据当时社会的离道失德的共性现象，在黄帝道学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德道学”，从而留下著名的德道五千言。德，是《老子·德道经》的灵魂。古版的《老子》都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例如，韩非的《解老》、《喻老》，1973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甲、乙本,都在告诉我们：老子的著作，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老子最重视的学术范畴，也是这个“德”。因为老子的原著是在德的基础上，告诉你修道的方法，将修真的秘密、口诀全部隐藏在他的五千言的原著之中。这一点，我们已经揭示了部份，可能在座的大家都深有体会。

当我们明白了老子藏在他的最接近他的原著当中的帛书甲本当中的文字后边的意思后，我们的通真、我们的通真达灵就可以取得一种直指心源性海，一日千里这样速度变化的可喜成果。因为老子揭示的是淳德归道，德就是老子的主要思想，老子是用数，在阐发道“○”和德“一”，只有居于德“一”不散，才能复归于道。居道○，用德一，修之身，其德乃真，这才是老子德道学说的根本，这个根本我们要掌握。

至于其它几个方面需要分析的,由于时间原因，我在这里不再展开。

<六>、老学在唐代的兴盛以及所创造的辉煌与分析

第六个方面，我们阐释一下老学在唐代的兴盛所创造的辉煌，并且分析一下这种辉煌的成因。老学，老子的《德道经》，当时以《道德经》的模式应用入世了，并且是士庶人手一本，进行诵读，因而创造了唐代的这个兴盛时期。这个兴盛时期，到现在对世界的影响还源远流长。这个辉煌的创造，以及它其中得失的历史性分析，作为修真者，既要站在个人内证道德的基础上分析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精神与物质和谐的关系、身体内部变化和社会变化的关系、身体与家庭、我们的身体与社会单位事业之间的和谐发展的关系，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人一旦应用我们的道德学说证于身或者证于社会，都能创造辉煌，创造盛世。然而，离开了老学，离开了黄学，纵观我们的历史，其它的历史时期都没有创造巨大的辉煌。

无论是在明朝、清朝等等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事实。虽然电视剧里大宣扬、特宣扬什么“乾隆盛世”，但是那个时候，是中国正在采用错误的国策，离开了道德修养、离开了道德，来教化人类、教化民众，使我们中华民族遥遥地落后于整个西方列强科学发展步伐的时期。所谓“康熙盛世”，并不值得歌颂，相反应该进行深刻地分析和狠狠地鞭笞，不要对这些封建统治者为“私天下”、“家天下”而采取的一些独裁的方式、扼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方式而加以歌功颂德。实际上，这种方式只是一种偏颇。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黄老之学不仅创造了汉代的文景之治的辉煌，并且创造了唐代的贞观盛世。

<七>、孤儒治世的历史回顾，宋明儒学的式衰

对这两朝的盛世，我们进行分析以后，再联系到整个历史的演变，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在宋代以后科学创造力急剧下降？没有走到世界前列，相反却被其它民族甩在他们的身后。其中的惨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讲的第七个方面——“孤儒治世的历史回顾，宋明儒学的式衰”。

对儒学、对单独采用儒学，来进行社会治理真的能够达到盛世？真的能够达到人的道德精神的丰盛与丰硕吗？这很值得分析啊！

不仅从国家、从民族的、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实践当中，还可以从历史观、社会观、哲学观，政治观，文学观等等领域，进行深层鉴别和分析。当鉴别清楚以后，我们不难发现唯有道德，只有德道，才是复兴中华、振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出路。而孤儒治世特别是演变到宋明时期，在明代“八股出而经说亡”这样一个八股行，而其它学说都僵化了，整个民族教育进入了一种民族的灵魂缺乏精神营养、没有道德精神食粮滋养的时期。所以，在明朝以后直至近代，也没有诞生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金获得者。这是由于八股文出现以后，将人类的教育思想锢限在《四书》之中，而经的部分丢失了。汉朝还是用《五经》在进行教育，那么汉朝汉武帝的时候，人们还能够获得从《易经》当中获得精神营养。精神营养，是人类出现灵感直觉产生科学创造力的直接营养元素。这个东西一缺乏以后，那么我们的知识就必将局限在前人发现的知识的陷阱之中，没办法超越和产生新的成果。

所以对“孤儒治世”，我们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同时，既要肯定它对仁义礼智信复苏的科学成果其中合理有用的部份，也要反省到它又有道德能量精神营养元素的不足。如果片面地恢复儒学，而不同时恢复黄帝的道学和老子的德学，那么同样是一个难以真实实现全面民族复兴的状态。

<八>、道德文化在21世纪崛起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有的预言家已经指出了：在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道德学说风行世界的时期，中国需要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世界需要走向中国，了解中国。然而，中国文化当中的瑰宝，无疑就是黄帝的道学和老子的德学、德道学以及孔子的儒学。——最好是孔子原汁原味的儒学，而不是汉代篡改了的儒学，以及明宋时期修订加入了大量个人意见的宋明理学的儒学。以汉儒为代表的后世儒学，其实已经篡改和背离了孔子的儒学，成为皇权家天下、私天下专制与独裁的御用文化工具，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从历史中厘清真伪。只要深刻分析汉儒以后的儒学，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中，难以及时与世界其它国家同步产生和出现的文化原因。

最好是像德国的哲学家所讲的，回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个源头活水根文化上，去寻觅我们民族发展的动力源泉，获得这个动力，产生新的能力，来系统地把握住这个内容，从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提升整个民族的道德精神，使我们这个道德的复兴、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全面整体地掌握好我们根文化、道德根文化大系统基础之上，掌握黄帝的道根——道德文化之根，掌握老子所创立的德道文化之干，以及儒学方面孔子儒学的仁义礼智信整个系统，大系统论性地、全面地、整体地去恢复我们传统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从修之身开始，实践于我们的身国之内，首先达到我们身国之中精气神的和谐、性命的和谐、灵魂与肉体的和谐、家庭的和谐、在单位的和谐、事业与家庭的和谐、工作与单位的和谐，才能够真正地全面实现社会的大和谐。

最后，在这一课结束的时候，预祝大家早日实现我们身心内部内在精气神的高度和谐以及性与命的高度和谐！为社会的和谐服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

录音整理：慧天

备注：1清平乐《蒋桂战争》一九二九年秋 作者：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