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教育的实质 是“圣人之治”

熊春锦

作为老子思想的学生，我们都在学习和实践《老子》，都一起回归到道德根文化之中，在根文化的井泉当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在吸收精神营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学以致用。首先，应当运用老子思想进行一番教学体制改造，真实不虚地落实黄老学说的三本思想——道本、德本、民本，使教学体制高度符合老子的思想，特别是符合老子文化思想、老子教育思想、老子办学思想，这些应当共同构成老子学院的体制和结构。

下面，我们来探索一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探索一下中国特色教育体系这个法则的实质，从而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教育。

学习过《黄帝四经》，我们知道，道法是万物必须遵守的第一法则，也就是尊道贵德，敬天爱地。我们人类，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经历了尊道的过程，也经历了贵德的过程，经历了敬天的过程，也经历了爱地的过程。只不过，是遵照“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羲，失义而后礼”的过程滑过来的，现在，天和地都不爱了，人们只爱自己了。但是《德道经》的一级法则是存在的，顺道者昌，逆道者亡，这是无法逃避的铁定规律。人们无法躲避这一点。问题就产生在我们人类自身，如何主动去遵守这个无形的大道一级法则，确立好我们自己的二级法则，从而高度去符合这个一级法则的要求。

关于社会上的状况，我们暂不进行具体分析，但是对于文化教育，特别是我们自己处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如何去确立好符合老子思想、符合黄老思想的二级法则呢？我们应该主动去把握好“二”，用好“一”，那么就是掌握法则当中用数的原理。“知其白，守其黑”，就是用“象”的原理。象数，把握住了，理就通了。理通了，我们才好“无之以为用”，也就是说，用好这个气，用好那个能量。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或者说共同来揭示一个老子思想当中社会尚未发现的人天秘密。我们共同思索一下，在中国根文化中一切法则制定的前提是什么？从大到邦国的范围，再具体到教育领域之中，中国体制的特色到底是什么？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没有？

其实，老子早在五千言当中就告诉过人类，东方中国一切法则制定的前提，是“圣人之治”。圣人之治，又区分为圣人直接治理与运用圣人思想方法进行修身实践而治理两大类别。具体所指，就是中国周朝前的“圣治用慧”历史时期。而周朝以后，仅仅只是在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以及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短暂的历史时期，复兴过运用圣人思想方法进行教育而治理国家。这四次短暂的“圣治用慧”教育和管理，却创造出了2500年以来智能文明历史上唯一可以称颂的辉煌。

我们研究老子，研究到现在，这个观点应该很明白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特色和整个社会体制的中国特色，那就是圣人之治，就是指的中国周朝前的“圣治用慧”，而绝不是指的后来的“贤治用智”儒领风骚。所以说，“圣治用慧”，是2500年以前构成中国文明支柱、文化特色、教育体制、治国方略的一个法则和前提。

纵观人类历史，运用老子的唯德辩证法进行历史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圣人在世主导社会或者运用圣人的思想作为教育灵魂的时候，那么中国特色体制的优秀部份就会立即发生变色，也就失去了构建起真正有别于世界其它各民族鲜明不同文明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迅速地跌到了“人治智用”、“贤治用智”的专制独裁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就一耽搁而几千年沉睡不醒。因为，从此再也没有提倡过实践老子的圣人之治思想，没有恢复中国周朝前“圣治用慧”的根本特点。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一个原理？2500年以来，自从春秋战国之后丢失了圣人之治，丢失了中国周代前“圣治用慧”的这样一个体制，就跌入了“人治智用”的专制独裁状态之中，这一耽搁就是2500年之久。

下面的这张图表，展示的内容是中国文化圣人之治教育的流失与堕落。准备在“论文明谈文化讲教育”的文章中使用，这里先简单做个纲领性讲述。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重圣期”。几千年之久的“圣治用慧”历史时期，就是注重圣人之治的时期，是注重修身而达圣的时期。

重圣期：

重圣期，包括了浑沌养真、天道养圣、国家养圣、山水养圣期。在这四个阶段中，经过前三期以后，就迅速地丢失了圣人之治在社会、在家庭的普遍运用。“圣真归隐溪谷山林下，著经传世教育乏问津”。当然，包括国家运用也全部都放弃了。所以，我们的历史中只有前三个期，比较集中性和社会性地存在着“养圣”的现象。然后，经过山水养圣的过渡，就迅速地进入到了“失圣期”，滑入了贤治用智时代，也就是智能文化时期。所谓“失圣期”，就是“王臣养圣”、“师养门生”，还有“霸养鹰犬”，以及“弱养国贼”到“权养洋奴”。这几个时期，就完全与养圣这个准则背道而驰，大家可能都能够有所了解和掌握。

⒈“浑沌养真”期

东方文明的远古时期，将人的精神品质和修身的天人合一层级，分别命名为庶人、贤人、圣人、至人、真人五个等级次第。其中，庶人、贤人唯智而用，慧性未开；而圣人、至人、真人，则是通过修身而益智开慧，逐步天人合一。所以，圣真一脉，入圣即有希望成真。人类初始具有道治和德治的无为自然期，故有浑沌养真阶段和时期的存在。

2．“天道养圣”期

在“重圣期”中的“天道养圣”期，主要是天下为公，圣主邦国。就是说，圣人们在修身精进的同时，也在公推公选和前圣物色培养的前提下，直接主持小邦或者小国，将圣人之治而内修身的经验，同时或者其后用于治邦或治国的实践中。最典型的历史时期，就是黄帝时期。黄帝是不是圣人？黄帝修不修身？观察历史，就都知道，的确在那个时代，从黄帝往前倒溯，都可以看到是“天道养圣”，而且是“圣主邦国”的典型时期，所以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最优秀的一部修身治国的经典——就称之为《黄帝四经》。

前天还看到一个同学反映说，中央电视台有位教授在讲《老子》，别人问他，大家都在说“黄老学说”，请教授解译一下什么叫“黄老学说”？这位教授竟然答不上来，他不知道什么叫“黄”、什么叫“老”，那对中国的历史就研究得实在太少了。

我们在研究“黄老学说”的时候，要把握住他的根本。天道养圣期，它有个大道和天道自然地培育圣人的现象，而人世间也有主动修身内求的方法以及师徒相承的教人求真的教育。

3.“国家养圣”期

到了第三个阶段，是“国家养圣”的阶段，实际上是天下为家的时期，跌入了天下为家，就进入到朝庭里供养一部份圣人，或者说从民间访来的圣人，养在皇帝的身边、后院，一起来主持国家政策的制定。因为他们能够天人合一，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准确地把握一些事物，所以在天下为家的早期，就非常重视朝庭的养圣，既使在黄帝时代也同样是身边聚集着一个圣人的团队，只是在天下为家时期的早期和中期，因为帝王本身无慧，这种国家养圣的现象就更为突出与典型。这里面，就有一个访圣、养圣、圣议而决策国政的历史时期。

但是到了殷周，在殷朝和周朝就逐渐地废止了。首先，国家把这种内阁的方式给压缩了，不再重视访圣和养圣了。但当时的国家又离不开能够抬头看天的人，所以最后就落得剩下个司天监的机构。在周朝的时候，在西周的末期，由于帝王的荒淫无道，就彻底废弃这个类似参谋部的设置，很多圣人就散落到诸侯小国之中。而真正的周朝，此时仅仅只剩下“司天监”，帮助皇帝观察一下天象。至于如何制定政策，考量所谓国策的前瞻性、后果性和危险性等等，就全部靠皇帝自己做主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烽火戏诸侯，整个西周完全失败垮塌下来，演化为东周。致使“国家养圣”的历史现象消失了。

这一点，恰巧与大洋彼岸的文化现象有相通的地方。我们考察了玛雅文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在十六世纪之时，他们的部落结构也好，国邦的结构也好，里边还高度地保持着“国家养圣”的设置机构。当然，西方是将“圣人”翻译、定义为“祭司”，正因为西方文化缺少东方的慧性文化这么一块，所以就牵强附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析别人的东西。实际上，要为玛雅文化正名的话，那还得用中国的历史去解读，以中解玛而别以西解玛，才能比较准确。

4．“山水养圣”期

第四阶段，是“山水养圣”。这一期间，“圣”就藏匿于山中了。圣藏山，圣隐山中，这时候只有“问道于圣”。而且，这个时期有成就者还会遭到谋害，他们要躲避人世间的妒和嫉。但是，“问道于圣”的历史现象还是客观存在的，散见于各个历史时期。研究历史的人，可能就知道了。

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社会离道道渐隐，山中宰相不乏人”。这个时候的圣人，常常就成了某些时代的山中宰相。像陈抟是不是这样？青城山的范长生也同样如此，汉初的张良也是功成身芮，退隐山林。很多名山林水当中就隐藏着圣人精进修身，而社会却被智能专制独裁不能相容于圣人存在的文化现象。历史上也构成了一个开明的统治者遇有疑难难决之事，这类稍微开明虚心的君王，就会出现重视山中之圣而主动进行“山中访圣”的现象。

但是到了这个时期，可以说，也就进入了圣人之治社会应用的最低潮时期。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人治化的专制社会，也就是儒学儒教所带来的智能教育系统。这点破了谜以后，我们才能认清历史原貌，产生新的东西，从而准确地把握住。

失圣期：

⒋“王臣养士”期

圣人之治在周代几百年中逐步被完全破坏，慧性的道学式微，智能的诸子百家蜂起，历史的教育舞台上，那就出现了“王臣养士”。像诸侯七国，国王以及他们的大臣，那都是养士的典型，包括诸侯小国都有这种现象。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王臣养士”是其中的重要历史特点和文化现象。研究过历史的，对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侯王权贵争天下，豢养门客各争霸”。养的是一些什么士呢？名士、死士、策士。以后当我们展开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时期以及其它历史时期上很多真实的养士故事，都可以收集起来，做一个说明和对照，我们是如何丢失了圣人之治的教育。圣人之治的教育失落与教育的逐步堕落，这都是连在一起的。

⒍ “师养门生”期

到了汉代以后，就是“师养门生”期，儒学老师们养门生。汉代以降、儒门独尊以后的长期社会共性现象，也可以说是教育界的一个怪胎。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儒教一统天下握，师传门生争荣辱”，教内分派养门生，这是汉代以后出现的智能教育界的现象。师生相替，权利交接，势力范围争持，充斥其间。

 7．“霸养鹰犬”期

到了第七个阶段，就是“霸养鹰犬”。为什么叫“霸养鹰犬”？在当时的明代、清代历史当中，文有文霸，武有武霸；不文不武的，还有宦官之霸。他们蓄养的东厂、西厂，都是养的鹰犬之士。而且，理学开始出现了结党营私。这一时期教育的基本特点，就是“宦官结党，理学结社，培养鹰犬奴才，争权夺利”。

现在还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在那里利用武打的形式，歌颂这个时期的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实际上，就是歌颂的结党营私、结社谋利，用以培养鹰犬和奴才。大家看清朝社会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开口闭口就是奴才、主子，这从很多的电视剧中都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典型。

8．“弱养国贼”期

这一时期虽然短暂，却也是智能文明在愚智期非常典型的社会共性现象，非常值得人们总结和分析。理学教育，“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愚智教育的深重期，必然缺乏创造性。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这种沉淀毒化效应全部显露出来，导致国弱民穷。慈禧与袁世凯等等国贼之辈，也就层出不穷，而国家则不堪一击，构成了“晚清养奸国贼出，民国积弱汉奸起”的奇特历史现象。

9．“权养洋奴”期

第九个阶段，就是“权养洋奴”。手中的权力可以豢养洋奴，这种历史现象主要表现在五四时期以后。五四运动将污水和婴儿一起泼了出去，后来经过一阵纷纷乱，乱之首，出现了一段历史时期的“北迎苏俄西媚美”，这段话不加解释，大家也都能够知道，因为都是近代史。“西媚美”，主要表现在蒋介石，他们献媚于美国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仅有的两大“学”说，“唯物学”从北长驱直入，“唯心学”从海上席卷而来。后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唯心学”势败而退，西学中的一条独腿“唯物学”竟然支撑起了中国文化的天地，苏式教育与后儒教育达成完美结合，这样就共同造成了近百年来的“全盘西化去祖根”现象。也可能是因为既丢弃了祖根文化，同时只是片面移植了西方文化，因而就造成了“洋奴辈出”的历史时期。“数典忘祖，洋奴辈出”。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是不是这么个现象？我看，基本上如此。

这个文化教育的演化图，实际上从某一个阶段、某一个角度上给我们透露了一个天机：圣人之治的丢失，是诊断中国历史和修复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契机。把这个天机说破了以后，我们按照这个图表再来看历史，再来看社会，再来看教育，是否就容易在体制上找到病根和如何医治它的出路呢？这样一来，我们对这两千五百年以来智能儒学教育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就能有清晰的认识。智能儒学教育，必定培养的是奴才，培养的是鹰犬，它难以造就真正的大师。因为它压抑的是人体的慧性，这也是中国两千五百年以来，特别是明、清以后迅速堕落到世界文明之尾的重要原因。

在教育的体制、机制上，把握了这一点以后，可能我们就会有自信心。因为我们现在处在整个世界缩小彼此距离、变成地球村的时代。我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正在深入地碰撞交流。我们的教育体制，如何跨越自己千年误区，在老子思想理论学习运用中率先进行一番研究和实践，既能够去接续圣人之治下的三本模式的优秀部分，发扬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中国特色；同时，又主动规避在圣人之治无法诞生时期，使学院的教育体制仍然能够健康发展，而不会像社会上很多机构那样，滑入专制独裁制的教育体制之中，仍然去重演几千年来智能儒学教育和苏联教育的那种官僚旧模式。要共同探索和按照圣人之治的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来组建学院教学，在体制建设上应用老子之道。

人类几千年以来，在这个智能模式当中结合碰撞，无论是中国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寻求人类自己的出路，在教育领域和各种事务的体制领域，都在寻找出路。那么我们纵观东西方文化，把东西方文化连接起来看一下，客观地总结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在这两千五百年以来的智能文明时期，是中国人高明，还是西方人高明？我们不得不中肯地表达一种意见，不得不谦虚一点，也就是说，两千五百年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证明，在教育体制改革的摸索上，中国人是落后了，中国人仍然还停留在儒学的框架之中。而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用智体制，才是世界上当前比较优秀的一个系统。其中有许多的长处，在智能社会教育这一领域，必须谦虚地加以吸收，而不是拒绝，那才是真正的洋为中用。

这就存在着一个将我们古代的圣人之治体制和现代西方国家总结出来的用智体制中的优秀部分如何进行共同构建的问题。我们可以按照圣人的慧治是民本，贤人的智治是人本，用中国传统根文化来进行分析。其实，人类在两千五百年以前，中国人运用的是圣人的慧治，以民为本；而在两千五百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贤人智治，诞生的一个标准是以人为本。从人本到民本，从贤人之治到圣人之治，或贤人与圣人合治，联合起来治，共同构建一支力量，慧智同治，产生这样的体制机制，加以全面应用，那就成熟多了。

我们老子学院，可以做为探索教育体制改制的一个小小试点，真正将老子思想融入到老子学院建设当中，真实不虚地去体现圣人慧治、以民为本，以及贤人智治、以人为本的完美结合。我们现在没办法达到圣人的标准，还是处在庶人、贤人到圣人之间的游离状态，需要将庶人之修、贤人之修、圣人之修结合在一起，建构起一个能够跨越时代鸿沟、抛弃历史给我们遗留下的垃圾和渣滓而又具有中国真正文化特色的最佳教育体制。

人生苦短，时间却是很长的，要想让老子思想真正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公共财产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给人类带来希望，带来健康，带来和平，带来良性发展，带来人类与天地的和谐共生，这种学以致用的实验和探索，从我做起，从学院做起，非常有必要。因为人类与万物都是“道生之而德畜之”，众生是平等的，都具有生存的权利。更何况，祖先们给我们创立的圣人之治的思想，以民为本，包含着西方民主的思想理念。我们将“如何做人”，再跨进一步，进入圣人之治，使整个人类社会都能尊道贵德，趋向于“天下为公”，把西方人本思想中优秀的体制管理这一部分吸收进来，融入到民本思想之中，那么我们的管理体制就比较完美了。

美国建国之初确定的国家体制，能确保几百年的屹立不颓，始终走在西方世界各国的前列。虽然它同样是用的人治，是用的“智”，但却产生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效果。智治，有智治的局限性；慧治，有慧治的优良性。如果能够把智和慧结合在一起，把智治和慧治结合在一起，把圣人之治和贤人之治结合在一起，那才可能诞生出本世纪最优秀的体制、机制和教育方法。

不能够陷在人的问题当中去解决事情，非得要在机制的根本上、体制的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从而防范几千年以来的失误，不再重走回头路，不再发生儒学文化教育当中出现的问题，那才是最佳的办法。当然，也要打破西方教育的局限性、自利自私性和排他性等等缺陷和不足，真正建树立起人类最优秀的教育方法。

第一个关键，首先要建立章程法规。章程法规，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制度。章程法规，对于国家而言是宪法；在事业或企业之内，就是章程法规。章程法规，是事业、企业实现“立业”目标的规范，是事业、企业内部的“立法”，要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并且充分体现民本思想，符合道本、德本原则。没有规矩，难成方圆。伏羲和女娲，一个人手里就拿着圆规，一个人手里就拿着矩尺。这一规一尺，实际上就是体现的“道法自然”，依此确立人间的章程法规，并且要符合大道。我们要跨越两千五百年智能儒学教育的误区，剥离苏式智能教育的框架，接续圣人之治的优秀教育理念，筛选、摒弃西方的失误和教育当中存在的缺陷，吸收西方体制建设当中的优秀部分，来拟定合符黄老子思想法则的教育章程法规。我们要研究中西历史文化，超越时空感格各个人纪的得失，尽可能使我们创立的法规制度符合现实和将来的规律，从而制定出建院法规，预防老子学院的管理体制、管理人员及教育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质和变色，脱离老子思想的本质而重演历史错误的现象。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从文化领域考量，是因为黄老学说当时并未全面退出历史主导地位而被边缘化或者异化。全赖于后儒在当时未成气候，黄老道学主流文化下的各种法学、儒学、兵学、墨学等等分支学派，处于一种竟相成形的时期。法学之变革，又是社会道德下滑、智能逐步上升以后必须要诞生的制约措施，适应于社会的需求性。因此，商鞅当年是信心满怀，胸有成竹，能够成功。但在此后的专制时期定型以后，历朝历代的改革者可就命运大不相同了，一句话可以囊括：“全都不得好死”，这个现象值得深思。

我们要掌握古代确定圣人之治和以民为本的原则，注意将西方优秀文化和我们古代传统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来构成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共同诞生出老子学院的科学体制，为我们祖国道德春天的来临，为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共存，贡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