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滚动：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和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上） 2005年5月22日讲授 熊春锦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刚好是十五，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段，将研究《德道经》、学习《德道经》的内容展开和深化一下。 请大家按照《德道经》学习的精神和方法进入应当进入的状态，保持住把握执两用中，把握在太极的中央、中态来进行听讲。这样可能启发会大一些，对大家身国内的影响可能也会明显一些。一些要点、具体的操作要点在这里不再作更详细地说明，大家自己掌握住这些相关的要求和要点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命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主体的内容仍然是万经之王《德道经》的第一章的内容。因为这是个纲，这个纲不展开，我们不掌握好，那么，下面各章中的很多内容，都有可能被我们忽略掉。只有“纲举”才能“目张”。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掌握《德道经》的学习总纲，作为一个尝试，再次将《德道经》的第一章展开来进行讲解。这一章的内容的确非常丰富、系统，这个大系统论非常地庞大。学了几十年了，都感觉到还没学完，还没把它钻研透。所要讲的内容又可繁可简。说简吧，只一个“德”字就把这一章的内容概全了；说它繁吧，那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子系统。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一种“无为”和“有为”中间的状态下，把它展开来说明。要把这一个命题讲完，可能一堂课、两堂课，甚至三堂课也讲不完。我们就慢慢地往前讲好了，根据“恍兮惚兮”当中的要求，来掌握这个讲解的进度。 第一个命题：民族根文化的复兴是道德复兴的根本 德一，是人类精神最终必须达到的境界。这个“德一”是指的道德的“一”，德性的“一”。道无，是人类发展最终必然的归属。马克思曾经在太极“白”境当中勾画出了这个相似原理性的蓝图，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老子的“德治”思想可以说具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详细地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的话，会发现这一点，的确具备有这种内在的、高层次的、系统性的异曲同工之妙。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又与老子的“道治”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当然这两者之间的连接，怎么样个不谋而合，要展开来讲，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内容很多。我们在这里只强调一些纲，因为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想从政，只是从哲学理念上来讨论民族根文化。 其实，马克思主义不仅仅与《老子·德道经》相似，而且马克思的思想和理想，也同时与东方入世的儒家学说和思想也非常地接近。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的、哲学的领域。我们把它提出来，进行一种提纲式的讨论，是因为这几十年以来，我们长期地在吸取马克思的思想中生存和生活。寻找民族根文化的连接，必须要经过这一道桥梁。撇开这座桥梁，而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道德思想，是比较困难的，也有可能在许多的理念、名词、观念上，容易混淆其中的深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中国几十年了，但是作为百姓而言，对他的理论，能够系统地去研究和解读的确又不多，大家多是一种被动性地接收。 回想当年我花三年时间来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地困难。为什么？他行文的方式、思维的脉络，与东方人、中国人的方式完全不同。我到了德国以后，跟德国人在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哲学领域啊，想起来就头大，要重新去掌握那些专用名词，专用单词，要重新开始学习。由此可见我们东方人再根据原著的翻译本来学习是多么的困难。所以在这里，我们只将一些理论性的内容作一个简要地说明和展开。主要使我们的思维，哲学思维理念，能够通过这一座桥梁而回归到我们的根文化之上。 总而言之，如果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德道经》的哲学思想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老子和马克思都是“以百姓之心为心”，胸怀苍生，在这样一个坚定的理念之下，从而创立了目标一致但是路径不同的哲学思想。这个目标、终极目标都是相似的。但是差异，差在这个不同的路径。在终极目标上和谐一致，殊途而同归。这一点如果我们深入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德道经》的哲学思想，然后再加以比较，那么这个结论，就会自然地得出来。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德道经》的哲学思想，已经将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天然地囊括在其中。 这个结论，有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感觉到有点奇怪。但对真正把《德道经》展开来了的、并且实践了《德道经》的人来说，却会露出会心地微笑：的确是囊括在其中，而且是把其中的精华囊括在其中。所以，学习、实践、研究《老子·德道经》，对我们这个已经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建设多年的国家，在目前的社会现状基础上，进行民族精神复兴、社会道德复兴，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和过程。而且，学习《德道经》的哲学思想，复兴民族的根文化，复兴社会的道德，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进行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如何深刻地、全面地去认识《老子·德道经》的哲学观，将诞生于两千五百多年之前这样一个接近自然大道的思想、哲学观，让我们现代人来进行学习和研究，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离道失德已经甚为久远了。下面的第二个题目会谈到这个事。对于离道失德已经甚为久远的现代人而言，必须要跨越历史的长河，回溯到中华民族的根文化中，在根文化的土壤中，在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进入《老子·德道经》的深刻哲学思想和理论之中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真实地用“修身明德”的方式来实践，才能获得真知。 这“修身明德”四个字，正是两千五百年来，我们丢失了的关键内容。我们人类在这两千五百年当中，已经失去了“修身明德”的基本实践，所以难以解读《老子·德道经》，难以全面地掌握我们民族的根文化。如果我们要想真正地、全面地、科学地去把握好我们民族的根文化，就必须重新将“修身明德”四个字，老老实实地、勤勤恳恳地进行刻苦的实践。这样才能架起通往我们民族根文化的桥梁，从而自由地翱翔在《老子·德道经》这一部万经之王的海洋之中。 《老子·德道经》一书中的这个“德道”一词，是道家哲学思想的精华，是老子为了引领人类众生修德归道而设立的一个名词。但是，“德道”一词在魏晋时代却被人颠倒成为“道德”一词，而且沿用至今。老子的著作《德道经》，是因为他站在道的境界，在那个“O”里面，运用“一”，这个“一”是什么？是“德”。运用德的演化规律分析人类，分析人的生命，预见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撰写的一部万经之王。 但是在今天，由于现代人思想当中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个“道德”一词已经被人们“泛义化”，或称之为“泛义伦理化”，使它改变了老子当时提出这一名词的本意。现代人仅仅将“道德”理解成为一种人的“德性”和“德行”，被人们视为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品行，将它降格为后天的意识认知的伦理规范标准，而成为伦理行为正确与否的一个鉴别名词。例如，我们常常在谈论某某人时说，“啊，这个人有道德；或这个人行为不道德”，或者说“某某人无德”，或者说“缺德”，等等。实际上都已经把“道德”这个根文化的灵魂降格了，强行地降格到了伦理现象的标准。似乎在现代人的眼中和思想中，“道德”就是伦理。那么“道德”是不是伦理？可以说既是伦理也不是伦理。不是伦理的这一部分应该恢复它的本然面貌。 有的同学猛一来参加听《老子·德道经》讲解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疑问：“老师，你所讲的《德道经》怎么与社会上其他人所讲的《道德经》不一样啊？”的确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体之于身而知道”；第二是“明德”。这是讲解《道德经》的一个基本前提和要求。别的人将道德泛义化、伦理化，没有上升到以“德”阐释万物变化运行规律。这两点差异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这两点差异，正是我们寻找祖先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不要有糊涂观念。 我们所讲的《德道经》，因为囊括了常道人所讲的伦理性的道德，所以一切都在它的包含之中。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要想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要想实现道德的复兴，首先就必须要抓住这个道德的复兴。然而抓住道德的复兴，首先又必须要抓住每个人身国内德道的复兴，要真正地具体落实到每个人心中、身内这个“德”的复兴和对这个“一”的认知。这个“得其一，万事毕”，要能够落实到所有的人的心中和身内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德道的复兴和道德的复兴。不明这个“一”，不知道这个“一”，不能够体悟、感知、窥见这个“一”的，那么就很难明德而恢复、复兴、振兴这个道德。 这一二十年来国家经过了很多的努力来提倡这个道德的复兴。什么“五讲四美”啦、“三热爱”啦等等，每年还规定了“学雷锋”等等活动。但为什么就是不见道德的复兴？这是因为我们只把它当作了口号和运动，流于形式，囿于过场，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道德”，没有自身的体悟，没有经过每个人本身的格物实践过程，所以它也就难以推广，难以落实，难以实现。要真正地复兴这个民族，实现道德的复兴，那就非得要避免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运动形式，要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中，落实到每个人的身国之内，完成这一个对道、对德的真实不虚地体认。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全部都来修真明德，修身明德，形成强大的社会风气，才能改变社会。只有到形成真正实践的风气之时，真正去把握住这个根文化之时，道德的复兴才会必然出现。这个道德复兴，它必须经过每个人或者绝大多数人从身国内到身国外逐层次地展开，这样才能达成我们的希望和目的，这样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当时，大概是读小学六年级。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刘少奇写的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当时简直就像捡到宝贝一样，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把它读完了。我感觉到，如果刘少奇的这部书，真正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扎扎实实地展开学习的话，那么国民的精神面貌绝对是另一番天地。但是可惜，连他本人都因为这本书而遭受了灾难。每个人自身道德修养对社会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否能真正地提高，并上升到整个民族复兴的高度上，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极大的魄力才能够展开的。 道德的复兴，不论是伦理性的道德复兴，还是真正的归德返道的复兴，都必须首先寻找到民族的根文化，将我们的足跟立定于民族根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这样做才是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这个文化之根才是整个民族的源头活水，生旺之基。不找到这个根文化，只是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病急乱投医式的研究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不仅不能够实现民族复兴和真实意义上的道德复兴，还有可能使道德的本意继续被我们一颗不明道德的心灵、被我们一双充满了私欲、利己主义漆黑的双手所异化、所玷污，进而失去民族道德复兴的机遇，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全都蕴藏在博大精深的《老子·德道经》五千文之中，她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根文化的主根。在这个主根之上才相继诞生出中华民族的两大辅根文化，——也就是儒学文化和释学文化。如果我们都平心静气的、客观的、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论证这个根文化的起源，这个结论我相信是任何学者都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有文史资料记载的最早的人文学说是“黄学”，在这个“老学”出现以后，我们后代人才将它们合称为“黄老之学”。这个“黄老之学”就是中华文化最初始的文化之根，主根。此后，才相继诞生儒道的孔孟之学和后来又引进融合的佛学。共同一起组成了中华民族根文化的三大支柱。可以说是以道德文化为主根，而以孔孟之学和佛学为辅根――支撑帮辅的意思，共同地构成这么三大支柱。谁将这三大支柱给否定了，那么就不配称之为炎黄子孙。这三条主根绝对不要抛掉，也不能够抛弃，而是要把它摸清楚。任何偏离主根的学说，任何偏离这个以“道德”为主根，以儒、釋为辅根的这三大支柱的学说，都应当将他们称之为“杂学”，这样才能够比较准确地去把握中华民族的根文化。 我们后世的许多学者，一方面由于他们没有进行修身明德的实践，因而弄不清楚这个主根，认识不了她，只好将这个根放到一边；另一方面，由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纷呈，使人们认不清楚什么是主根了。当时的诸子百家学说，的确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兴盛了一个时期，而且还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先秦儒学、法学等学派，他们诞生的土壤是在春秋战国，是在周朝解体后，在周文疲敝时期。周朝当时是以“礼”为治的，周朝的子孙们没有很好地把老祖宗的这个 “礼”治文化很好地执行下去，放弃了，搞疲了，社会也就弊了，弊病多端，导致了最终的解体。诸子百家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应时而起的，是以物为智的思想而产生的一些学说。可以说是看到什么东西不行了以后，赶忙去扶一下而诞生的这个学说。所以，这些学说，未能承上启下地与根文化连接起来，所有的这些学派，它都应该是杂学。唯有孔子，在当时还是把握住了根文化的主根，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能够辅助主根的学派，称之为“儒家学说”。 孔子的核心观念是“仁”，他的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他的政治理想是王政，想建一个王道乐土。其次，还有荀子，荀子的学说侧重的是“礼”，政治理想是礼治。还有一个著名的韩非子，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他个人的政治理想是法治。当时可以说仁、义、礼、法，百家兴起，各执一端。有的把握住了根文化，所以它就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发展下来。有的以个人的智识为用，没有经过修身明德或者修真明德实践而诞生、参与到诸子百家当中进行讨论的那部分内容，大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看一看先秦诸子百家在我国历史上兴盛的这一个时期，各家各派最后的筛选和结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谁把握住了“黄老之学”的主根，谁就延续下来，并且发展开来，成为对社会进程过程当中有益的学问和学说。 比如说孔子是一位大家，他的确是一位圣人，相当圣人层次吧，以后有机会还要展开讲。他被后世尊称为“圣人”，也就是说相当于到达了圣人修为层次的一位儒学大家。他的“圣”，“圣”在什么地方？“圣”在紧紧扣住了“德”。孔子虽然提倡“仁”，但是他紧扣住“仁”，从这个“仁”上面、向上紧扣住“德”，向下扣住“礼”，用这个“礼”来解释“仁”。那么孟子，他的学说大家看过了，研究了，也就可以发现孟子是将“礼”和“义”兼蓄并论，结合讲礼。那么荀子，是尊礼重法。他们各有特色，但是所有的这些诸子百家，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治世理念，我们刚才讲了有一个分水岭：凡是没有真正地进行体德，没有进行修身明德或者修真明德的这些思想家，他们就难以把握住这个“德一”。这个“德一”如果不把握住，那么始终就是盲人摸象，只能掌握局部的知识，难以产生像老子那么大的气魄，将整个宇宙的“变化揽于手中，乾坤集于一掌之中”。如果没有体德，没有把握这个“德一”，那的确只能是局部的解析。因为没有这一个心灵的明亮，心中的光不能自燃，不能燃烧起来以后照亮自己，也照亮历史，照亮过去，照亮未来。仅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了解万事万物，终究都会是盲人摸象，只能掌握那么一个小小的范围。他们自己形成的学说和思想，也就难以称其为根文化。即使我们后代强名它，那也只是细小的须根而已。 由于我们后世的许多的研究者、史学家、哲学家同样丢失了体德，丢失了修身明德，所以在研究过程当中难以把握住主根。这个民族文化的主根难以把握住，研究的结果也同样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一样，各执一端，议论纷纷，评论各异，形成了近代的复杂的各种政治观念、哲学思想。从历史到现在，许多的哲学思想把我们弄得眼花缭乱。外行就看热闹，内行就看这个历史当中的门道。这个门道是什么？是《德道经》，是“黄老哲学”，将这个《德道经》和“黄老哲学”牢牢地把握住，这才是真正地去把握根文化的必由之路。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和实践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又要同时去避免近代人们对道德及伦理的狭隘认识和错误判断，我们花了一定的时间将这个《德道经》的各个版本，包括帛书版、竹简版、道藏版，还有各个时期有名人物的点评版等等，经过了一番慎重而深入细致的反复考证以后，才将老子的《德道经》重新恢复成为魏晋以前的《老子·德道经》的原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学术举措。这个理念，这个道德到底是一种伦理概念还是真正的哲学、社会学？这个应当有一个重新的恢复和鉴定。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努力，有利于对民族根文化的研究和大系统性的展开。 在《老子·德道经》这个集中华根文化之大成的宝库之中，把握住她，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高屋建瓴地进行追本溯源，从而将中华文化大系统的根、干、枝、叶，由根到干，由主根到辅根、到细根、须根，到这个主干，到这个枝，到这个叶，把它理顺。从而全面地把握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有利于准确地展开和把握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大系统，这里面包含了一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全面整肃道德纲纪的过程。从而为实现真正的民族道德复兴，迎接中华民族道德的春天而服务。我们要甘当这个垫路石、指向标，甘做众生孺子牛，尽我们的努力把这个奠基工作，把这个开山劈路的工作做好，这也是我们在《德道经》内在精神食粮的滋养下，通过修真明德而获得一种精神解放以后，产生的“以众生之心为心”的理念的发挥和实践。 关于什么是民族根文化的“道德”，“道”和“德”的真正深刻的内涵，这个方面我们已经作过了一些论述和讨论。虽然由于一些因素暂时的制约，，仍然还没有全部地展开来，没有德化式地平铺、秩序式地展开。但是“道”和“德”都是必须“体之于身”才能体认的学问，这是回避不了的。“体之于身而知道”，是一个必然的实践过程！谁回避这一个关键点，那么就难以真正地把《道德经》、《德道经》读通，只能绕过这个根文化的主根，去进行粗浅的表面的为名、为利、为欲而进行研究。 “体之于身而知道”。“体之于身”的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德”。用这个“德”在体内去进行体会、研究，从而明白这个“道”。心里面明了、亮了，你才明白“道”；心里面一团漆黑，没有自性的光明，怎么来知道这个“道”？所以说“道”和“德”都是必须在身体内自我实践――“修之于身”的哲学。“道”和“德”作为“体认”而产生的结果是不可怀疑和推翻的，因为它是一种实践出真知的真理。而人类意识当中的怀疑性，那只是一种理性行为，非常地表浅，而实践后所诞生的体认则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真实。因此，进入到“天人合一”状态实践才能体认的“道”和“德”是不可怀疑的，是任何人也没办法推翻的。即使用强权来抹杀它，它也还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它就是自然真理的客观存在.。那么对于那些不进行“道”和“德”真实亲身实践、体认的人，谈论“道”和“德”的具体内涵，那可就累了，累身累心呐！那就像与夏天产生、秋天又死亡的昆虫来坐在一起去讨论冬天会有冰、会有雪一样的困难。因为它没有经历过冬天，这种昆虫它没有经过冬天的严寒、大雪纷飞、冰天雪地的实际体验，你描述得再惟妙惟肖，那么它也不见得能够认同。所以，这也是真正认知中华根文化的一个障碍。这个障碍需要我们把握住关键点，真正像儒家那样也来一个体味、体悟，也能够进入格物、修身，去格一格看，感格一下，用身用心去感应一下看，不就慢慢地明“德”了吗？！ 这种现象又反应出：我们人类对真理的发现，自古到今天都存在着两个途径。那么第一类是最常见的、肤浅层次的发现，也就是在主观的后天意识主导之下，深入到社会和万物之中进行智识逻辑推理，反复试验验证、研究后的发现。在此基础上的真理发现，带有明显的“有之以为利”的局限性和阶段实用性，它们都不能够称之为“永恒真理”。但是这种发现，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发现一般规律的途径，而且这种发现方式在西方世界是占主导地位的发现的方式。由于它常能给人产生快速而直接性的利益，所以这种发现最容易被人类所接受、所模仿、所学习、所效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近数百年间这种发现大行其道的原因。满足了私心，满足了欲望，满足了这个利益所得，所以它也是容易迎合每个人心中的阴我，而被人类普遍的接受。 而另一类发现真理的途径则比较少见。因为这种发现方式，跟西方的发现方式完全不同，它是需要在心身全部放松，将自己的心灵全部溶入到社会和万物之中进行意识与灵感思维高度的和谐统一，进而格物致知的慧观性观察和发现。这种发现常常能捕捉到“长效真理”和“永恒真理”，是对万事万物内部和外部“无之以为用”本质的一个根本性的发现。这种发现模式、这种发现的方法，从古到今在东方的土地上是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发现。而前面的第一类发现，那种智识性的发现，在东方历史上只占有辅助的地位。最典型的是《老子·德道经》当中所阐释的真理的发现，也是这类发现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这些特殊性对于真正的实践者而言，对于修身明德、修真明德的实践者而言，我们所探讨的内容已经比较多了，讲过的内容也很多了，都是应当比较容易心领神会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地展开、深述。因为这次课程中我们是要紧扣“仁义礼是道德复兴的基石”这个总题来展开，而且这个展开又是非常地庞大，所以就不能够离题太远。 那么中华民族的传统根文化，如何去简而言之地进行介绍？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根文化很简单。简单到什么样？七字真言。哪七个字？——“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七字真言”，七个字，就是中华民族根文化的灵魂。我们中华民族道德传统文化是以“象、数、理、炁”四个大系统，从各个方面、不同的角度来对万物的阴阳属性进行全面的阐释的。所以我们要将这七个字解通、读懂，并且体之于身，那就容易理解和掌握了。这七个字正像我们所说的真言。这个“真”，就是要在体内实践，才能够得其真味。这个滋味在自己的心、肝、脾、肾、肺里面，在自己的心里，在自己的大脑之中，要去实践才能把握这“七字真言”。在理论认识上，又要运用“象、数、理、炁”多角度的、多个方向地来进行剖析，才能掌握好这个根文化的“七字真言”。 在这里我们简单提示一下，比如说用这个“数”来解释，大家可以看一看，刚好是七个字。七个字是什么意思？它是事物先天的变化成数，是人类精神世界大系统内的圆成之数，是这个太极“黑”里面变化的成就之数。逢“七”必变，在那个肉眼看不到的空间里面，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其实这个“七”，就完整地将人类的精神领域蘘括在其中。是顺行还是逆行，如果是择其中之一而行，在这“七字真言”面前可以说都会相形见拙。那么只有整体把握住这七个字，把她读完整，把她实践完整，那才是真正地把握住了传统的根文化。这七个字，的确是博大精深！在中国的历史上对这七个字的阐释，各家学说堆起来的书，要是把那些竹简都堆起来，那真是汗牛充栋！用车拉、船载的话，也难以把她弄完。的确，各式各样的解释、阐释以及在民族历史长河中发展，花一生的经历都难以把她读完。 东方道德文化理论的解析，是一个整体把握阴阳、执两用中的方法。那么对这七个字我们又要怎么把握？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七个数字之中，道、德、仁、义、礼、智、信，“仁、义、礼”就是这七个数当中的“中”。“仁、义、礼”也就是道德文化――我们民族根文化的“中”，也就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中”的一个基石。正是因为“仁、义、礼”三个字在这七个字当中处了“中”，我们要遵从老子告诉我们的认识事物、研究事物的“执两用中，整体把握”的研究方法，所以就认知“仁、义、礼”是我们民族道德文化的基石。在这个“用中”的讨论当中，我们为了使大家大系统性地掌握好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那还得首先讲解几点关键性的基础理念。掌握好了这几点，再来全面地展开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七个子系统，那就比较容易顺理成章，很自然地就像行云流水一般地去把她展开。那么，我们这一个人类精神物质文明回归的必由之路，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要将这些关键点，高屋建瓴地、提纲挚领地，牢牢地追本溯源，直至其根，把握住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这个“道德”的文化之根。 二、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和思想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和思想，可不像现在人们写的一些东西，她很精练。她发现和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性，是认识社会发展、认识人类自己本身，决定人类何去何从取向的重要理论。所以别小看这个发展学说思想，那真是偏之一步，离题万里，谬误千里！所以说，科学地去发现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性，认识这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客观规律，认识人类自己本身，从而根据这个理论，根据这个规律去进行取向，怎么去走，到底走这条路还是走那条路，是非常关键的理论！这个学说思想非常关键，因为理论是方法和实践的指导，没有理论就难以诞生方法，也就难以实践。理论是方法和实践的前提，也是方法和实践的指导，理通才能法随。这一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片面与全面，肤浅与深刻，都是性命攸关的，关系着亿万生命的生存和归宿，那真是责任重大，不能轻言的。它的重要性，我们不讲的更多。 关于这个社会发展学说，有的学者认为是马克思开创了历史的先河，最先提出这一伟大的理论发现。那么对于这一学术观点是否成熟，我们暂且在这儿不进行讨论。因为道家的思想和学说，在这个哲学领域是不存在争论，也不存在着批判，也没有斗争的，她有的只是“知白守黑”的解析，“德者自得”的论述。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其实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发展学说，只是这种社会发展学说的系统性、深刻性、全面性各有不同，他们的论证和表述的方法也是不尽相同，都不太一样。但是谁正确、谁全面、谁深刻？我们还是先回到民族根文化上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祖先是怎么说的。是怎么来谈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学说的。 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学说，就明明白白地写在《老子·德道经》五千言的开篇之中。《老子·德道经》一开篇，就浓墨重笔地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在《德篇》第一章的“论德”当中，老子开宗明义地以无比巨大的气魄，在阐释了决定人类何去何从的根本物质——“德”的存与失的现象之后，预见到了人类和民族“德”的必然丢失性。因为人都有私心、有欲望，照这样发展下去她肯定会丢失。那么，丢失后的现象，他都观察到了，看到了。从体内看到了，从身外也看到了，所以他也就紧接着一气呵成地、气势磅礴地揭示了人类失德离道后的必然社会发展规律性，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发展学说。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非常的精炼、深刻而又全面，她令人百读不厌，反复在大脑里面、心中、身中进行咀嚼。对于我们把握自己生命和冷静地观察世界社会，那简直是游刃有余，悠然自得。这种感觉、这种体悟，如果我们不深入到其中，不把《德道经》的“德篇第一”这一章解析开来，那是体悟不到的。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富有纲领性，这个纲领性具有揭示性。不能说只有老子能发现这个规律，因为这个规律就在我们体内，人就是自然的缩影，知其内而达其外，不必去发现，你能够明德的时候，你体内有了光明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就能观到，就这么简单。所以，他一气呵成地就把它揭示出来。当然，老子的这个社会发展学说正不正确？她的正确性有多少？社会历史无情地发展，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的正确性！那么老子是怎么说的？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可以说，仅仅四十四个字，就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性，一览无余地揭示在世人的面前。只是可惜，“鲜有识者”。也就是说，很难找到认识她的人！“识而疑者”居多，就是说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心里存在着疑虑，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提到。 人类离道失德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心性无明而逐步下滑的社会发展规律之中。这个“一”，这个“德”散失、散开来了，融解开来了，就化解成了“仁、义、礼、愚”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就是其必然的规律性。请注意，老子在这里是用“愚”来代替了一个时代和时期，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许多的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都没有发现这一个关键点，非常地遗憾！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一步步地来解读，来理解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 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应当如何解读？我们前面说，人类发展在有象的世界里面，眼睛看得见、身体能够体会、置身其中的发展阶段是四大阶段――“仁、义、礼、愚”。那么“忠信之薄”怎么回事？“而乱之首”又是怎么回事？如何去解读它？这是由于老子在揭示社会发展史的过程当中，始终是站在道境之内，运用这个“德”来解释社会。那么“忠信” 这两个字我们怎么去解？一方面是用这个“忠”来表现出其中还存在着一定成分的五德能量物质；另一方面这个“忠”与“中” ――忠于的这个“忠”和中央的这个“中”，在古字当中是通假共用的。这个“忠”也暗示中央戊己土，就是指的“信”，这个“信德”。那么，我们如何去解释这个“信德”？那应该有一个信德作为一个时代呀，——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信德的五行属性为土，是黄色的土。而这个土，寄旺于四季，寄旺于其它的四德之中，寄旺于木德、金德、火德和水德之中，给这四德起到一个基础的作用，为这四德奠基，它很自然地就分派到这四种德性里面，去烘托他们，使他们能够发展，产生作用。就像我们人一样，离开了这个土地，跳到空中，呆不长久。哪怕你飞上天，到宇宙飞船上面去呆长了时间，你还得回地球上来。所以这个土，实际上是其他四德不能离开的一个基础物质。也就是说信德是分散地、均匀地分布在社会发展时期的仁德时期、义德时期、礼德时期、水德时期的。水德时期就是这个“愚”时期，——愚智的时期。信德她本身并不会独立地在历史上形成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但这个信德却支撑着这四德时期的产生、发展以及消失。因为土为地，有基础之意。那么当社会滑落到礼德时期以后，这个信德已经随着仁、义、礼三德的相继丢失，也同样地丧失了四分之三，仅仅剩下那么孤独的一分幸存。那么她不就是薄了吗？！很薄很薄！所以“乱”也就必然开始了。后面我们还要谈到的，在这里只是从理上面分析一下。 那么老子为什么用“愚”来给本应当是“智”的社会发展第四阶段定名？同样的原理，老子是用五德能量含量的多寡来解析各个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本质的。请注意：老子所指的是本质而不是表象。这个“愚”是“智”的反义词。当其他四德都丧失得差不多了，仅信德微微的一分在支持这个智的时候，这个智已经不是智德了。因为老子在讨论的时候，在论证的时候，没有离开这个德，没有离开这个阴阳。以后我们在讲到“德一”章的时候，还会讨论到。 这个“一”非常地重要，理念上要掌握这个“一”，认识这个“一”。在分析问题、考虑问题、解析任何事物的时候，你把握了这个“一”，把握了这个“德”，很多问题都会在你微笑中得到解答。根据德的多寡、升降、浮沉，她的成、实，她的蓄、她的散来进行判断，就能够八九不离十，比较准确地掌握事物变化的本因因素。好，还是拉回来。 由于丢失了德的智，没有其他四种德能扶生的智，没有跟其他四德在一起的智，就已经不能称其为“智”。当这个“智”与其余的四德――仁、义、礼、信都共同地一起存在的时候，她才可以称之为“智”，称之为“智德”。但是当其他的三德都丧尽了，信德也只剩下四分之一时候，这个智已经是孤立性地存在，已经体无完肤了。因此这个“智”完全可以用“愚”来替代，称之为“愚智”。为什么叫“愚智”？因为心里面无明了，黑了，心里面没有光亮了，没有那个能量之光，道光德能已经一息仅存了。 因此，“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老子特意地在此将“智”字不用，而改用“前识”，用“前识”两个字来代替“智”字，而且还用“道之华”来强调这个没有扶生的、没有其他德来扶生的，失德的“智”的虚华。那的确看起来道貌岸然呐！那确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空有其外表的浮华，而且很容易用这种表象迷惑人心。当这个时代出现的时候，那么人类看似聪明，但是，因为身国内的道德能量丧失殆尽，心中无明，只是在用那个大脑在穷思，就会出现一个愚昧的时代。所以老子在这里毫不留情地就指出了这个历史时期的本质，就用这个“愚”形象性地来警示人们，告诫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要当心这个时代，可别把自己的性命丢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而没有察觉。这的确是“仁心慈悲，以百姓之心为心”的表现。 当然，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为了使大家容易掌握这一社会发展的最后时期，也可以将它命名为“愚智”的时代。把这个“智”还是拉上去，先不谈它里面的德气怎么样，这个德的能量怎么样，先把它组合成一个词便于理解还是可以的，这样就比较好掌握了。概而言之，老子所揭示的人类发展有象有形的四个时代，就是“仁、义、礼、愚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 我们现在，非常高兴也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就正处在这个愚智时代。当然，为什么高兴？为什么遗憾？这个内涵，将在后面慢慢道来。由于我们现在就正处在这样一个愚智的社会发展时代之中，用“德”来考察社会和我们自己的心身之中，也就正如老师一针见血所指出的“痴人的世界，愚昧的时代”，“痴子难教也，痴儿难养也”，特别地难教。要明这个“德”，特难！比那个仁治时代的人明德，比那个义治时代的人明德，比那个礼治时代的人明德，要难多了，不愧是一个“愚智”的时代呀！ 古印度文化当中，三千多年前就曾经提出了四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但是他们把它称之为：第一个时代称之为“黄金时代”，第二个时代称之为“白银时代”，第三个是“红铜时代”，第四个是“黑铁时代”。这四个时代一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对道家的五行学说了如指掌的话，马上就产生了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为什么？用五行学说来解析一下古印度的这种类比性的分列社会发展时期的方法，就不难看出其中的一致性。按照五德、五色的五行学说解析，那么“黄金时代”也就是一个仁治时期；那么“白银时代”，白属金，属于金德为义治的时代，那就是义德时期；那么“红铜时代”，这个红属火德为礼，那也就是礼德时期；“黑铁时代”，黑属于水德为智，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愚智时期。 这里面，第一个时期似乎好像不太好类比过来，他们称之为“黄金时代”。这个仁治时代本来是木，为什么会产生了这样一个“黄金时代”的概念？这是因为在那个刚刚从“德”下滑到“仁”的时候，五德都是比较厚足的，其中的土德最为丰厚，这个黄色的信德，色泽鲜明、艳亮，也就可能说由于这种黄色信德处在五分之五、一丝没散的情况下，这个颜色与“仁”性的绿色相互辉映，互相掩映，也就不容易确定其中的性质。而在其他的几个德的不同的时期，就难以看到这么明亮的黄，这么占主导位置的黄，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在观的过程当中，慧观的状态下，不易准确地将这种绿确定为第一性的，黄确定为第二性的，所以就选择了一个“黄金时代”作为比喻。而且中国的五行学说当中，也有这样一个说法－－“湿土寄旺于四季”。其中，春特别地浓。那也是的，春天，雨水多，土也湿嘛，湿土，春季的土气很旺，不旺就万物难以生长，所以它所产生的这个能量，掩映了这个绿色的木是很自然的。 我们先把这一点不同放在一边，不去深究。仅就其它的三个时代，这么的相一致，惊人地相似和接近，这难道不令人叹为观止嘛！也就是说老子如果碰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印度的哲人的时候，很可能会抱拳一揖，相见以后抱手成拳呐，互相道一声“佩服！佩服！”了。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在历史上解读的人不算太多。因为真正得“一”者的人的确是比较稀少的，有的得了“一”的又甘愿做自了汉，不愿意去入世来解析老子的学说。老子始终是将这个先天的“炁运论”和后天的这个“物运论”整体地把握着来共同地阐述万事万物的德性本质，根据这个德性的本质再来展开，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像老子那样，同时地把握 “先天炁运论”和“后天物运论”，不能把握住这两论，或把握不准，那么就难以完成其中理念的相应转换。当然把握住和把握准离不开修身明德，最好是修真明德。 所以，历史发展到了宋代时期，著名的道学者邵雍，他曾经写了一本《皇极经世》的书。在这本书当中，他为了将老子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一种社会世俗化，从而能够让人们普遍了解和认同，就有点“把足尖子削一削，放到鞋子里面”的味道，叫“削足适履”。为什么这么说，后面再讲。他为了让人们普遍都能了解和认同，他就将老子的社会发展理论从先天的德能“炁运论”模式，运用象类比拟的方法，转换成了后天的“物运论”，并且用《易》学当中的“元、亨、利、贞”四个字相结合来进行论证。因此，就形成了后世学者们容易认同的“邵氏社会发展学说”。甚至有的人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学说起始于邵雍，这真是莫大的笑话！因为他在书中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分为仁、礼、义、智、信几个阶段，他把“礼”和“义”的位置颠倒了一下，并且将这四个阶段纳入到一年四季当中进行论述。当然他也强调了从天，他说“君子从天以本天时，不从人而强违天”，这种理念原则他是把握住了。 他怎么说的？这是摘录下来的：“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时之始元者，德之长”。他用“德之长，德之文，德之方，德之衰”把这种德性的演化过程论述了一下，还没有离开这个“德”。那么这个仁治时期，“时则未盛，而德足以长人。故言德而不言时”。有点儿把德和仁扭合在一起进行论证的意思。 他说：“亨者，夏也，礼也。夏者，时之盛。礼者，德之文。盛则必衰，而文不足以救之。故言时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结合了易理的理论。 “利者，秋之义也。秋者时之成。义者，德之方。万物方成而获利。义者，不通于利。故言时而不言德也”。 “贞者，冬也，智也。冬者，时之末也。智者，德之衰。正则吉，不正则凶。故言德不言时也。故利贞者，性情也”。 从上面邵雍的分类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与邵雍的社会发展学说，在这个“礼”与“义”的排序位置上明显的不同。我们粗看邵雍的社会发展学说，那么人们是很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因为这四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四个时期，原来就像一年四季一样，很自然地就接受了。因为人们对一年四季的感受，是一种身的体悟。这种以一年四季变化的时序而进行解释的方法，显得那么的浅显明白。甚至有的学者就认为老子排序错了，可能老子当时年龄大了，糊涂了，把这个“礼”和“义”弄反了。他们没有想一想，老子驻世的年代恰恰是夏、商、周那个崇礼由盛到衰、礼崩乐坏的时代呀，就在眼前他怎么会把握不住？！他怎么可能没有注意到发生在眼前的社会现实？！那么为什么不同？邵雍为什么又把它扭转过来？到底谁对？这个问题也是令学术界头疼、头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老子是以德来论世事的兴衰，把握住了万物内部变化的本因而进行论断的，他是从社会五德能量分布和散失的本质而言的。我们解读了《老子·德道经》以后，必须要高度重视老子的哲学思想，他的确是立足在“以人为本”，慧观内视，就看自己体内，通过揭示人体身国内在的道光德能的流量变化、阴阳转换，在论证如何复归德道的同时，推演开来兼论社会。因为人是社会之本 ，以人为社会之本的众生思想，是老子立论的基础。每个人身国内这个“德”的生、住、成、坏，他们集约起来才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就像政治家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的真正主人。当然老子是非常实际的一位学者，他是从这个深层次去进行解析的，从这个能量推动上来解析的。比如说这个宇宙，当初怎么形成，在混沌的状态下，在道德还没有衍生之前，她是一种“道”，但是她是一种静的“道”。这个“道”一动，整个宇宙发生了爆炸，形成了动能。这个能是什么能？——德能。道就是靠这个德来演化出了这么丰富的宇宙万物。那么这个德当然就含在万物之中。 我们不去把握住这个德能来认识万物，却被她的表象蒙蔽住了，那不就很傻吗？！就像我们收到人家送的一个礼物一样，外面一个盒子包得挺好看的，挺漂亮，你就很满足了，你就专门去欣赏那个外表的盒子。你绝对不会傻到不愿意打开那个盒子，不去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吧 ！但实际上我们在哲学上，在认识事物的本质上常常犯下这种错误，当眼睛一看到表象的时候就被迷惑了，腿就软了，脚就迈不动了，思维就开动不了了，心里面的光也绽放不出来了，进入不了这个事物的内部去进行详细地观察。相反的，老子心里的这个光很厉害，因为是道光，她能穿透万物，在这种光之下没有任何的藏掩和遮蔽，一览无余。 所以，老子始终立足于“人是社会之本”的这样一个众生思想，论人的身国体内的状态，再推演到社会状态。这也是我们解释《老子·德道经》为什么一定要将常义和修义立体地把握住进行讲解、认识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这样讲的话，我们很多问题讲解不通，没办法讲下去。只有整体把握住、掌握每个人身国内“德”的生、住、成、坏，把这个原动力把握住，才能认识根本。所以，我们研究社会发展本质的时候，还是应当按照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而论，这样才更符合天、地、人中的五德能量散失的先天炁运规律。 而且，如果我们单纯地遵从这个邵子的“社会发展分季”的这种说法，那么很可能就会发生一个严重的错误。什么错误？就可能误导学术界和社会的民众，机械地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中的可比拟性界定为铁的自然规律，这是相当危险的！要按照这种分季的说法，它一定会产生误导学术界和人民，机械地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知为这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推演开来看看，似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将会永远像一年四季的替换一样循环不息下去，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了；惨了，人类就这样惨下去了，这个冬天过完了，再又准备迎接下一个冬天了。这种理论上的误导，极易阻断人类社会通过修德明道、正心修身复归于上德而同于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邵子的这个“拟比式”的社会发展思想，违背了社会发展总规律当中的道、德、仁、义、礼、信、愚智七大系统的先天之数，非常遗憾的是他陷入了、跌落进入了“仁义礼智信”后天五行之数的巢臼之中。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有？一旦掉入了后天的这个五行的话，那就惨了，那就循环不息哦！那个因果链就转悠转悠，转下去了。 邵子所谈论的依据、境界没有老子高。他的依据只是按照人类不明德道、不修德道，反而逐步加深地离道失德的一般规律研究所得。他丢弃了人是万物之灵。人类心灵当中复归德和道的本觉灵性是不灭的、不增不减的，一旦他们觉悟到了本源的归宿之地的时候，也就必然会尊道贵德，通过诚修实证而打破一般规律因果链环的束缚，复归于德道之境。 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这样？虽然人类一代接一代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的阶段当中，在摸爬、滚打、挣扎，“啊，这个时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呀！”不明白。但是其中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智者。这些智者，都在自觉地修德明道，他们是人类的精英，而他们的成就也充分地说明和验证着人类冲出这种一般规律，从而复归德道自然社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一批批通过自身性命验证的成就者，都在向整个人类展示着一条康庄大道。 这两者之间只存在着一种是个人行为，一种是社会群体行为的差别而已。一旦现实社会当中，一部分人的个体行为能够转换成为社会群体行为，都来修德、明德、修身明德的时候，当这个复归于“德”和“道”形成了人类的共识的时候，成为整体的社会行为之时，也就是真正的“德治社会”的出现之际。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就会在这种状态下必然地消失。我们人类虽然在“仁、义、礼、愚”这个社会发展的怪圈当中深陷了几个人纪之久还没有挣脱出来，非常地悲惨！花了几个人纪这么漫长的时期，离现在最近的冰河时期，惨兮兮地留下来几个人苗，发展到现在还是没有逃脱，把“德”还是丢了，还是在“仁、义、礼、愚”这个状态下打转转。是不是惨？的确是惨！虽然人类深陷了几个人纪之久还没有挣脱出这种一般规律的束缚，但是，最终挣脱这种束缚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这个过程、这种必然性我们一定要把它保留在我们的哲学思想之中，保留在我们的学说之中，不要误导后人。“反也者，道之动也。”到了一个极限，那么就开始复返了。地球是圆的，那么，道的运动轨迹也是圆的。而且先天变化之数是“七”，“七”当中离不了这个“道”和“德”。而不能单纯地在后天这个五行之数当中研究，只讨论阴木、只讨论阴金、只讨论阴土、阴水，而障碍我们看到更高的、更大范围的力量。“反也者，道之动也”，因为道始终“无言胜有言”地在关注着人类的复归“德”和“道”。不论这个时间是以千年为时间单位进行计算，还是以万年为时间单位计算，甚至以亿年为时间单位计算，但是道始终以慈悲的胸怀关怀着众生，在道的眼中人类德道的复兴、德道的回归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邵子的思想可以借鉴而不能够盲从。他的道德境界和水平还没有达到老子的高度，这一点我们应当高度地注意，不要迷失在文史、文海之中。 当然，我们也可以再深入地分析一下这里面的规律性，到底是邵子对，还是老子对。说老子对，又对在什么地方？都得要有一个理论解析呀！否则，单纯地这样强调一下是不行的。有许多钻牛角尖的哲学家、史学家，是难以把他们说服的。那么请看，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这个“德”从“一”的能量状态朴散为“五”以后，“仁德”属木，居于肝；“义德”属金，居于肺；“礼德”属火，居于心。社会发展的先天炁运，这个“礼德”的存留就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就像我们的体内一样，离开了这个“心”，那么一切都不好办了。万相由心而生，好坏由心而成。所以，“礼德”的存留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五德当中，“礼德”有一种“君王之位”的作用。这个君王的本事不见得要大，但是他要有德行，那么他这个国家就能够治理得好，这个“德行”就是占了第一位的。这个礼德就起着一个关键的作用。 所以这个礼德的存在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这个礼德属于火，居于心，居在心里面。这个火，我们还要注意一种特性，它有阴、阳之分。我看有些史学家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讨论这些哲学理念的时候，胡子眉毛一把抓，没有注意到这个“火”有阳火、阴火之分。这个阳我心、阴我心的分别也就在这个阳火和阴火之中。具有木德的人，能够提供能量使这个“火德”燃烧起来，而且越烧越旺，不至于熄灭。 那么，这个金德――义当中的阳金，他可以泄动火中的阴火，使“火”里面的黑烟能够透发出去。这个阳金他也可以制约我们心里面漫天的乌云，这个乌烟瘴气，把它泄动、排泄掉。从生理学上解释，肺有宣发之功，这个宣，就是把它疏导、散开、抒发出去的这个功能。而且，这个阳金对我们肝脏里面的阴木的滋生，他有杀伐的作用。他能限制、防止乱七八糟的一些不成才的木材——灌木、乔木，——这些矮矮的杂木的疯长。也就是说，维护着仁德的“正”，是一种正气浩然的仁德正炁，而不是阴、阳掺杂的这样一种仁德之气。 所以，这个“义”和这个“仁”在对于稳定我们心是否能发出光明来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说阳木消失，仁德也失了以后，阳木消失了，阴木就蜂起了，那么它要供给心里面的能量，生出来的火那就糟糕得很。就像用那个煤炭炉子的时代，一旦没有点着，那个火没有明亮起来的时候，一屋子的人、一家人都要往外面跑。为什么？被这个烟呛跑了。那是阴木，阴木就供给阴火，很难发出光明，因为它生烟，不生妙火，礼德失明。因为仁德丢了，阳木进不来了。这个时候，全靠“义德”发挥着一种主导作用！他这个主导作用是干什么？他既主导又扶生。怎么样去主导和扶生？一方面肺里面的这个“金德”，他可以砍伐疯长乱生的这个阴木。因为失了阳木嘛，阴木就都长起来了，所以金德对它削枝伐干。另一方面，金德他又有泄动“礼德”中的阴火的这样一个功能，把这个烟给它抽掉、排掉，使这个“礼德”一息仅存艰难地维持着往前发展，不至于迅速地进入到一种熄灭的状态。当灶堂里面既没有烟也没有火焰，热也没有时候，那就太难了，那就滑动得快，整个内环境的能量丢失就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以这种现象在外表看起来，我们就看到，噢，好像是礼德的状态，但内部的德能的炁运，他却又是义德真正地当家。他是在捉襟见肘地担当着这个支撑心火通明的作用。虽然很艰难，但他毕竟在仁德丢失以后担当起了这个任务。没有他的担当，连外表的这个礼德表现出来的现象也没办法维持。 正是鉴于这一点，所以，第二应当是“义”，而不是“礼”，这就是所谓的“炁运学说”。 那么当义德也散失了的时候，既无阳金来伐阴木，又无这个阳金来宣泄阴火，那么就进入了礼德全部失明的状态。那么反映到外面来看，好像是义德在当家，但是，可惜是一种阴金在产生作用的时代。这个阴金在发生作用，而不是义德、不是那个阳金在产生作用。而且内在的这个德能的炁运状态，实际上是阴火一片哪！盲目的“义”，不是真实的义德，只是以阴金为用而已！ 所以，这些先天五行、五德炁运的内在机制，如果我们没有人来点拨你，而且你自己在体内也没有证过什么叫内推“五行”呀，不懂得这个炁运在内部运动以后相互的制约和影响，只是在书上看过来看过去，那你看一生也不明白。这需要实践，你实践一次就明白了，还是“实践出真知”。如果不实践，不同步掌握，则很难理解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但是，“德”这个“道”所生的“一”，却又是这个万物生长化养的能量！以“德一”来论万物才能透过这个“有之以为利”的表象，而把握住“无之以为用”的本质。所以，道家常常有一种“不足与常人论道”的感叹，的确是如此。我们现在研究社会发展学说，那么，我认为还是应当继承发扬这个道家的基本研究方法。将先天和后天执两用中地整体把握住。用这个“德”论其理，直指事物变化的根本，把握住这个根本方向，那个“象喻”，应该放在第二位，不要误导人们陷在那个现象的比喻之中。 这个“易”，《易经》大家都很崇拜，她也同样是一本解释天下万物万象之变的经典。由于也是用先天以论后天，就像刚才提到的邵雍，他的“梅花易数”也是空前绝后的预示。他的确用先天卦预示，随时随地“吧嗒”一卦，就在手上出来了，运用预知功能很准。但是历史上也有个故事：有一次他遇到了吕洞宾，他糊涂了。吕洞宾未来之前，他倒是测算到了吕洞宾要见他。但是，吕洞宾来了以后一问他：“你怎么算出来的？”邵雍说：“我就是这么一掐一算就知道是你来了。”因为他当时已经在家里摆上了供品，焚上了香，知道他要来，很恭敬地迎接，未卜先知。吕洞宾笑了笑，点了点头：“好，你再测一测我将要到哪里去？”邵雍就糊涂了，推过来推过去，推不出来。吕洞宾说：“怎么了？不准了？”他说：“我测不出来。”吕洞宾就指点他说：“因为我动了心念，要到你这里来，你才测出来。我现在不动心念，你也就成了个糊涂人了哦。”这一语就点醒了梦中人。他就向吕洞宾讨教，如何去实践这个“明德”的方法。当然这是个历史故事，顺便在这里提一下。 但是，我们要看到《易经》，她也主要是论后天。作为后天而论，这个“义”放在第三位也是准确的，特别是论“物”的时候，论物体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出来？因为某些学者就把《易经》搬出来了，把邵雍的理论也搬出来了，还有这个朱熹的观点也弄出来了，就坚持要遵从邵子的学说而不遵从老子的学说。 当然这种现象也是一个时期的必然现象。但是从道家的根文化这个大系统论上复兴道德而言，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则。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是一种直指社会和人类体内的本质的一种根本性的学说。我们只有全面地把握好“天德炁运”的先天规律性，才能用“无”之德而驭“有”之利，使其复归于德，从而完成根本性的改变，而不是“形象工程”。这点不把握住，只为一种政绩所为，创造形象工程，检查一过去，就会垮了，烂了，倒了，腐了，败了。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之中，还有一点也要重视，这就是儒学的创始者孔子对社会发展所做的一些论述。他曾经在《礼运》当中里提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以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把社会发展史分成为两个自然阶段：一个是大道行世的时候，天下为公；另一个阶段，就是大道隐了，这个时候天下都为自己、为家而奔忙；把社会发展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这个有点儿类似于现代语言当中的“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这两个学说思想，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但总而言之，总的来说，孔子在当时，他的这个内证的深度和广度还没有达到老子的那个深度和广度，所以他没有提出像《德道经》里面那么详细的，而且你怎么也推翻不了的这么一个学说思想。当然孔子对道、对德他都是非常遵从的，他是在“道”和“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仁德思想，在这个方面是特别有建树的。这点我们也要把它肯定下来。 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当中，都留下了许多非常具有社会发展时期特点的、脍炙人口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在现代许多人的眼光当中，都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现象也就是一种德能层面地断裂、流失以后的必然反应。我们也可以讨论讨论其中的一些故事，帮助大家加深对“四大阶段”的了解和掌握。 我们的历史当中，可以说尧舜时代是一个仁治的时期，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心中体内的仁德、信德都非常地丰厚。甚至做君王的都可以谦虚地自省，自己批评自己德行的不足，而能做到什么程度，做到“推位让国”。尧舜时代，人类的德行水平是够高吧？一个君王掌握着一个泱泱大国，他能够内审自己体内的德性不足，不足以驾驭整个臣民，不足以成为全国子民的典范，不足以带领子民在正确的路上良好地运作下去。当他发现有人比他强的时候，他能够毫不犹豫地“推位让国”。而且历史上还发生了君王让国位给别人，别人不接受的故事。 最著名的一个记载，就是“许由洗耳不受”的故事。许由，字武仲，他因为在社会上有一些仁德的贤名，名气很大。这个尧帝听闻以后，他就要将管理天下的帝位，把皇帝的位置让给他。许由听到人们风言风语地传递着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赶忙退隐而遁迹到河南中岳的颖水之阳、箕山之下藏起来隐居。尧帝找他不着，又正式颁诏，要命任他担任九洲之长（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之职）。差官背着诏书到处找他。许由听都不想听，他就跑到颖水的河边，到那里去洗耳朵，他认为这种宣诏脏了他的耳朵。这就是著名的“许由洗耳”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还有下文。当他在洗耳朵的时候，有个叫巢父的人，牵着一头牛在他洗耳朵的下方，正要让这个牛去喝河里的水。他看到许由在那里洗耳朵，就问他：“嘿，怪哦，你怎么在这儿洗耳朵？”许由说：“尧帝想把我招去当那个九州长，我不想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脏了我的耳朵，所以特地来洗一洗。”谁知道巢父比他的德性修为更高，就批评他说：“你呀，如果真正地藏在高岸深谷当中，人道不通，不跟人间通消息，那么谁能够见到你呀！你就是因为太接近了世俗社会，让人家知道了，出名了嘛，也求取了一些名誉。你洗耳朵的水啊，会脏了我牛的口。”说完巢父就把牛一牵，绕过许由呆的地方，跑到河的上游去让牛饮水。可见古代的人，他对“德行”的认识是非常深厚的，而且深度和广度各有不同。巢父的深度比许由的深度又更深刻一层。那么尧帝作为一个君王，他能“推位让国”，这个胸襟、这个胸怀那也是传为千古万古的佳话。那么他这种在仁治时期能够表现出来的现象，在义德时期会不会产生？礼德时期会不会产生？在我们愚治时代会不会产生？要产生恐怕也是假的了。 这个故事，现代许多年青人听了以后根本就不相信。有的人还说：怎么两个人都是傻老头？与夏虫语冰的确挺难！在愚治社会阶段，这样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曾经听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现代的一个故事：有一位副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跟着正总裁在商界打天下。这个副总年富力强，而这个正总却已近暮年了，所以这个副总的表现总是有点叫做什么，古代叫做“功高震主”吧。有一天这个正总裁在办公室里就召见副总谈天，谈了一会工作，谈天，就顺口说起来，正总就说：“你看我的年龄这么大了，精力也不足了，身体也不行了，你说该不该退下来，退居二线，给你们这些年富力强的人当当参谋，把把舵，干干台后的工作也就行了吧。”这位副总恭恭敬敬地看了一下这位正总，首先想从他的眼睛当中找到答案，但转念一想，正总这么长时期以来都把自己视作为心腹，自己也是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当时也就很关心地说：“啊，老总，身体的确是革命的本钱，到了这个年龄是要注意保养保养身体了，长寿健康第一嘛。来到人间一次也不容易，我们发展到现在您也是功成名就，也是该享受享受了。如果你老要是退休了，我就介绍一个玩太极拳的师父给你。如果你老人家天天坚持早晚玩它两把，肯定会健康长寿哦。”正总裁听到这个地方，就干咳了几声，挺了挺腰板说：“噢，看来真是老了，人也不中用了。”然后就起身离开了办公室。三天以后，这位副总收到了一封信，他被辞退了。年青的先退了，正总没退，副总反而被辞退了。这个是现代的故事。仁治时期的 “许由洗耳”和我们现代的“年青的先退年老的后退”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可以用老子的《德道经》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一下看看。 第二个问题还没讲完，那只好暂时讲到这里。 希望以上所讲的两个命题，第一个问题是要把握住我们道德文化的根，寻找民族文化的根。希望大家建立起这么一个理念，而不能够在学习和研究的时候，被非常庞大的、丰富的、古典的这个思想宝库障迷了眼睛。就像我们到了一个地下宝藏里面一样，抓不住主要的，结果乱拿一气，瞎搬一气，那就是错误的。海水虽大，取之一瓢，就知道其滋味了。第二个问题是老子的这个社会发展学说，这一部分非常地重要，一定要把它消化透。如果消化透了，吸收透了，那么我们在实践《德道经》、学习《德道经》，甚至在今后的传播、宣传《道德经》、《德道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主导思想，就会显得非常的从容。因为掌握了整个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大系统的根、主根，那么枝根、须根、主干、枝干，全部也都掌握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好，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大家下去再感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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