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文化内求实践教育法

熊 春 锦

一、道德教育学体系是中华文化主体

中国道家的教育学，的确是一部人世间的绝学。

“道教”的本义，近代人误解比较多，其实应当诠释为“道德教育学”，那才是比较合理的。

在中国本土道教诞生以前的数千年历史当中，并没有什么宗教，那个时候完全是德道型的教育学。所以说，中国历史上长期所采用的都是道德教育的模式，而且长期都没有使用宗教的模式，完全是一个全社会性的自然道德教育模式。人人都是道德的信仰者、遵循者、学习者和实践者。

伏羲创造的易道文化教育，是中国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发端；黄帝所创造的法道文化教育，是中国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发展；老子所创立的德道文化全民教育，是中国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完善；以孔子为代表的原义儒学“仁义礼”全民教育，是中国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细化实施。

伏羲黄老为代表的中国道德文化教育系统，是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的主根，始终主宰着中国2500年以前历史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并且影响着2500年以来中国文化教育的进程。

二、中国道德文化教育迥异于西方文化教育模式

中国的道德文化教育，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教育的模式。

西方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开始，就全面抛弃了他们原本拥有的内求法，走向了纯粹的外求法，就是逻辑推理和试验证伪这一单一性的方法。

东方由于易道文化的坚实奠基和老子德道文化的强化，虽然自孔子开始，同样走向外求法方向，但是在文化体系中通过精美全息的汉字，仍然长期保留着极其珍贵的内求法。

东方道德文化教育的方式，其灵魂就是“修之身”，是“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内求法。

东方的道德教育，是实证型的科学教育方法。与西方的实验型教育法比较而言，东方是以人为本，内证德道和顺应自然。

东方道德教育方法，是教育与内证同步进行实践的方法。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教育他们那种试验型的教育方法，把人都导向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分裂，掠夺自然。而东方的内求法教育，则是以自身为实验室的教育方法，是一种和谐人与自然关系最完美的教育方法。

西方并不是没有拥有这个内求法。实际上，就文化基因分析当中，我们已经谈到过，西方在内求法系统的代表人物，也是存在的。像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都是可以跟伏羲、黄帝、老子相类似的，同样是运用内求法认识自然、认识生命、认识社会的杰出的优秀的人物。

但是，这个文化基因的丢失和变异，西方发生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开始。中国，发生在孔子、孟子、武帝、田蚡、董仲舒那个时期。

所谓的“周秦诸子”、“赵宋诸儒”，都是明显地丢弃道德正统文化教育思想和方法的一个分水岭和推进者、推波助澜者。

 

三、“经典诵读”和“讲经说法”是道德文化教育珍贵的内求学习实践方法

☆ 经典诵读

东方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中，在教育方法方面，一直承传着两个极为珍贵的学习实践方法，那就是“经典诵读”和“讲经说法”八个大字。

“经典诵读”，是个人和集体进行经典开口诵读和同步内观实践的根本性教育方法。老少咸宜，普适性和全民应用性极强。它是继往开来，承上启下，兴民族，旺国家，接续道德文化根脉的瑰宝。

“经典诵读”，只要不抛弃对伏羲黄老经典的选择，那么道德文化教育的根脉，就不会断裂、断绝；民族智慧的井泉，也就不会枯竭；民族复兴发展的生机，也就会依然存在。

丢弃对《易经》的学习研究，民族的科学创造力必定会丧失；

抛弃对《老子》五千言的学习和实践，国家的精神文明必定会陷落；

扼杀对《黄帝四经》的学习和贯彻遵循，封建专制与独裁必定张扬，民主和谐将失去踪影。

1、经典教育要抓住精神教化的标本兼治

当前社会上，各个教育口，存在一个共性的现象，那就是普遍比较重视和突出对“孝道教育”和“感恩教育”这两项的需求。

这种带有共性需求的现象，是在整个社会道德素质明显滑坡以后，必然最先凸显的共性现象。

因为“孝道”和“感恩”这两项，是最贴近人们的生活，最容易受到关注的表象。世人所急需的“功利性”，常常会阻碍人们对治病要“治本”的认识，过份重视“治标”而轻视“治本”。不了解精神世界的治疗，同样需要标本兼治。

但是，我们道德文化工作者却不可不知：“标本兼治”的原则，也不可轻易由于“病人”的需求而放弃。社会和教育界对眼前利益的重大需求，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我们道德文化工作者，同样要高度重视社会的这个“有之以为利”的共性现象，要以此为突破口，同样重视治这个“标”。要主动将这个“治标”的工程，纳入我们整体的治本方略之内。在不放弃我们标本兼治原则的前提下，准确切入这些个标象之中，纳入进系统，收入“处方”之内。使这些标象的治理，成为进入“无之以为用”整体战略中的一个标识。站在道境德地，全面细化包容它们，那么我们的理念入世之路，也就会更为广阔和顺利得多。

希望所有道德文化工作者都要高度重视起来，突出一下其中的归纳性、整体性以及标本兼治性。

虽然有“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之说，但是在精神文化领域之中，并不完全雷同于治疗人体的疾病。如果不守住“标本兼治”的原则，而只是片面满足人们对“治标”的需求，那么我们的治则，就可能会被世人的急功近利之心所毁坏。

2、经典教育推广工作要善导社会近利性需求归德

急功近利，为世人之所欲也；有之以为利，乃世人之所需求。弘扬德道文化，推广德慧智教育理念，既需要我们的战略和行为契合大道的“无之以为用”的根本性理论，又要契合社会大众道德精神食粮饥渴的机遇。

虽然，人们暂时不识大道“无之以为用”的根本道理，只知按需索求，甚至病急乱投医和饥不择食，胡选乱择，这也是正常的现象。我们道德文化工作者不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去关心和满足社会的急需，而只是高谈阔论于“无之以为用”。

在三素共存的社会之中，如果我们一点也不投之以“正利”和“善利”，完全苦守“无之以为用”一端，进行所谓的“治本”，也就是一种庸医的偏执现象，不符合大道行世利民回道的根本原则。

德慧智教育理念，如若丝毫不讲社会和民众的名利获得性，那也就必然会曲高和寡，成为孤家寡人，难以入世行道。所言所行，也难以有人共鸣和听取并且遵行。

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其中的既契合理，又契合机。“执两用中”，既坚守住“无之以为用”的根本原则，又善于运用和驾驭“有之以为利”。标本兼治，导利向义，导利向礼，导利向仁，最终复归于利与德合，化小利为共利，化私利为公利。那么，我们也就把握住了德慧智教育理念入世的原则和方向。

3、警惕现代经典释读成为新时代的精神流毒

“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是因为圣人的经典所包含的智慧与能量，真正能给社会人们的心灵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用于滋养和启迪本性。所以在解经注经中，对于解注者本人本身的修为要求极高。

现代人心性浮燥，急功近利，一切皆按照纯私利的需求而展开。在社会上众多的解经释典和用经学典中，这种现象已经同样像排山巨浪一般地在整个社会中铺开来。

大量夹杂了人欲私心贪利的经典注解，迎合人欲贪念，或为应俗，求发展，必定形成一个盛极一时的社会共性现象。

我们要注意，切不可在此种大潮之中，随波逐流而迷失方向。这种现象，虽然会被追求眼前利益的一部分人捧为名星而“流行”，从而兴盛一时，但是绝不会长久。

流行病，虽然可以风行一时，但人们必然会痛定思痛从病痛中获得免疫力，而不再受其感染。

当然，如果这种流行病，没有扼制的“药物”及时提供给社会，及时投入使用，那么社会的损失也必然将是极其巨大和惨痛的，甚至祸及几代人的精神面貌。

这种流弊的危害，在几千以来的历史中，其实也是屡有发生的现象。历史上的改良儒学，就是如此演变而成。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历史的一种重演现象。

汉代以后的儒学，沦为学子谋取功名、利禄的唯一手段。经典诵读，成为他们唯一进入官僚阶层唯一云梯；解经释典，充满着导人以私心贪欲。这是明清以来儒学共有的特征。

今天的社会上，经典诵读的展开中，我们不难看到：选“典”，不选“经”。弃《易经》和《老子》之经，而中选类似于明代八股科选之典籍。甚有八股之风再次重新席卷神州的迹象和势头。

现代人对“经典”的注释与讲解，媚俗有余，守本不足。过度世俗化地渲染，曲解戏说。这种唯以“有之以为利”，张扬人性中私心贪欲的渲染，不可避免地会使“经典诵读”最后沦为人们争取名利的“高雅”手段，从而误导整个社会。

任何事物导之陷于利，则为毒；导之步入义，则归正。

经典诵读的社会行为，如果任凭一些人导之陷于利，那么经典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新时期毒害孩子们灵魂的毒药，而且会成为无可救药的毒药。

“经典”，将会被一些在大肆鼓吹利益者，异化成为名利的“遮羞布”。尤其对于儿童，这是一件非常可怕之事，遗害流毒几代人的心灵。

历史上熟读经史子集、经纶满腹的名家，不乏大奸大恶之人。如宋朝的蔡京、清朝的和珅等等，他们全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滋养中长大。儒学经典中的精神营养，全都被他们的阴我私心所摄取，“经典”反而全都成了他们获取荣华富贵的阶梯。

那么，经典培养出这样的人渣，岂是社会之福？民之所愿？

孩子们的心灵如同白纸。幼儿心灵，关键是启蒙教育初始心灵正觉正念的建立，阳我公心的培养。确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志，这是极其关键的一环。

明清以来，读书诵经的目的，被帝王、儒家和社会严重异化，成为考取功名的唯一工具。相反，经典对于人心心灵真正的滋养功能，却被人们过份渲染的名利思想所封闭和日益淡化。

“八股出而经说亡”，正是一种“名利兴，德性丧”最为真实的写照。经典中真正的道德精神，因为人们的“兴名利”而完全淹埋沦丧，因此国家民族的衰弱与败落，也就不可避免。

我们难道在新的历史时期，再让这种“名利兴，德性丧”的历史剧，再又重新登台上演吗？我们还想再次去培养出更多的蔡京、和珅之流么？

历史因果周期律，不应当反复无限地重演，从而加重民族的灾难性。

经典中所富含的精神营养，绝不可以用来滋养孩子们的阴我私心。经典诵读教育，绝不应当抛弃经典的灵魂，抹杀正向性教化作用。

宣传经典诵读，解释弘扬经典，绝不能片面地、不加分辨地过度迎合世俗“有之以为利”的追求。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由于其中具备引导人们尊道贵德，做人守善的灵魂；富含滋养人类精神灵魂的营养。然而，这种营养性提供给每一个人时，她是一种中性的物质。善人得之，则更善而智慧；恶人得之，则更恶而奸佞。

经典教育的正性作用与反相作用，全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初始立意之心。

经典的作用，虽然在于对于心灵的滋养与净化，使人心不为物拘，不为形役。儒、释、道三家经典的内核，莫不如此。但是，只有初意立心正确，她们的这些特点才能展开，为正确的教育方向提供精神营养。

4、守德持正，是经典教育必需恪守的原则

守德持正，是经典教育必需恪守的原则。

当年，孔子困于陈蔡，子路、子贡、颜回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演绎出人心在仁义面前的活剧。而孔子并未因处境的艰难，而降低标准，而俯合世俗，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们道德文化工作者，要恪守孔子的这种守正的精神。道德文化工作者的对象，是一代又一代孩子的心灵。孩子们的心灵纯洁无瑕，每个人自性也原本俱足如来圆满光明智慧。在他们尚未污染庸俗的名利之前，用经典引导他们确立正觉正念，是每一个真正的道德文化工作者的天职和义务。

我们入世的德慧智经典诵读，一方面要善巧方便地应俗，更重要的是必须坚持住经典注释讲解的启迪自性光明。

人人都要争做一个合格的道德文化工作者，成为一个合格的道德文化的经师。

切切不可丢失道义原则，随波逐流而用“名利”的渲染，阻断和泯灭孩子们的慧命，因此造下无穷的恶因，成为千古罪人。

☆ 讲经说法

1、“讲经说法”是东西方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的分水岭

古代东方的教育方法，与西方在亚利斯多德以后逐步建立的西方教育方法完全不同。西方的教育方法，是老师授课学生听；听完了，再在试验室当中去验证。然而，东方古代的道学和佛学教育方法，它是怎么进行呢？它是老师“讲经说法开坛运”。“讲经说法”，是要开坛来运作，调控，展开，引入；学生受众，要求是内观心身，以身国为室，同步求验证。

由此可见，外求法与内求法的教育教学模式和方法完全不同。不同的教育模式和方法，产生各自不同的教育结果。

这就像一顿美味佳肴，西餐有西式的做法，中餐有中式的加工过程。如果说让中国人全部去改成吃西餐，我看也不现实。因为，毕竟这个中餐的风味、特色、口感等等，要比西餐更好吃，连外国人都爱吃。中餐馆能遍布世界各国，洋人们口袋里有钱的时候，许多人都喜欢上中餐馆，去一饱口福。中国的餐饮业，能够进入世界而历久不衰，这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这个烹调的技术，这个烹调技术当中它有道。那个加工过程当中，含有道德文化的内涵。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丢得差不多了，但是因为基本架构还在，还没有完全推翻，毕竟跟西餐的加工过程不同，所以它还保有中国的特色。

中国的教育业，却并无中国的任何特色，尤其是现代的教育业。所以，中国的教育业，不可能像中国的餐饮业那样也来出口。你看现在有些孔子学院，虽然在外面建了个架子，但是想维持发展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学习了西方将近百年之久，但还是一个“四不像”。既不是真正的西式的教育方法，也失去了中国教育学的特色，所以就成了个“四不像”。“四不像”就失去了特色，就不具备吸引力。

2、中国内求教育法丢失的历史轨迹

当然，中国真正丢失内求法的教育现象，那可是由来已久的事情。

汉代以后儒学的教育方法，既丢失了同步进行内求法的验证，也没有及时诞生出外求法的实验手段。所以严格地说起来，汉代以后的儒学教育方法，并没有完整地继承道学的内求法，也未开发出独自具有特色的外求法。

所以，汉代后改良儒学的教育模式，2500年以来，并未能真正地为社会培养出杰出的人才。而儒家真正的杰出人材，相反都是道和儒兼修的学者们，单纯只是接受这个儒学教育模式的儒生，反而都难以成为大儒。这一点，西方汉学家都有所发现，并且进行肯定。可见，汉儒的教学方法，由于丢失了祖先们讲经说法求内证的这个灵魂，同时又未能创造出自己外求法的比较科学合理的实验证伪、逻辑推理，或者说类似于西方这种外求法的一种优秀的方法。

因而，儒学最终走向了僵化；因而，也就在五四运动时期，一口气连经典诵读也都被扫地出门。这是必然。因为你丢了灵魂，丢了根本，只是单纯地进行经典诵读，却缺乏了教育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讲经说法”，同步内求证。

我原来也举过一个例子，道家的教学方法那和儒家的教学方法是不一样的。朱熹言白玉蟾“偶中尔”的故事，那就是很典型。

儒生的教学方法，那就是嘴上来，嘴上去。学完了，那也就是一张嘴皮子。

道学的教学方法，里面存在着“讲经说法”四个字。经法高度协调统一，并且导人内求，所以它就能够构成灵魂。

可惜，儒家把它丢了。怎么丢的呢？实际上，在《庄子》的这部书里面也记载了。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怎么样丢的？在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丢失的痕迹。结果，越演越烈。到了宋明时期，就完全僵化。到了五四时期，那么中国文化发展特色，也就必然进入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被全部地否定。所以，我们研究历史，要提纲挈领地站在高度上，来研究这个历史。

中国道德教育文化历史的发展，它是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分期，有不同的方向，有主流，有支流，有岔道，有死胡同。

历史上内求法与外求的这些教育特征，应当引起我们修之身者的高度重视。复兴道德文化，应当注意把握住东方学术方法是内求法的根本特征。因为不同的模具，将会产生不同的物器。大家如果做过“翻沙工”的都知道。我也在工厂里面，在加工宝剑把手的时候，曾经参与他们那个翻沙工的工作。那可是有什么样的模具，就有什么样的坯体；不同的模具，形成不同的坯体。

掌握内求法，那就要通过“讲经说法”来进行。只有符合内求法特征的教学模式，才能导向内求境界，从而产生内求法的结果。中国特色，要突出自己最真实的特色，而不能够张冠李戴，强迫东方内求法的教学，也完全仿照西方的外求法的教育模式进行。

就像刚才所说的一顿佳肴美餐一样，你把中国土生土长的这些东西，你用西方的加工模式去加工，做一顿西餐，做出来好不好吃呢？生长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很多东西搬到西餐里面加工，那么就做不出滋味来，因为它离开了土地的环境，离开了加工的过程。

所以，我们就应该尊重自己文化的特色。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不能够张冠李戴，强迫东方内求法的教学仿照西方外求法的教育模式进行。实际上这些年来，这个强迫，一切都采用西方教学模式的现象，是越演越烈，后患无穷。

教育模式和方法，是教育结果的先导和基础。不同的文化，需要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不同的教育模式，产生不同的教育结果。

这一点，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和把握。

我们东方高度适应和符合内求法需求的讲经说法教育模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逐步从整个社会、从整个国家全民的教育领域中淡化和消失。逐步退缩保存于佛家内部和道家内部的小规模教育范围之中。

从整体上看，道家的讲经说法教育的丢失，远远比佛家更为严重。近百年，都未产生具有较大影响的经师，更不用说经与法兼容并蓄而展开的老师。这也充分地说明，内求法教育模式的丢失，必然会导致人才的稀疏和凋零。

东方文化的灵魂，是内求法；而讲经说法的教育模式，又是内求法的承传模式。所以，要想复兴传统道德文化，实现民族的复兴，适合于内求法的讲经说法教育方法，我们同样要进行研究，要进行挖掘和继承。并且，要“以今之道而御今之有”，才能够可以谈得上我们开始发扬了。

☆ 什么是“讲经”

“讲经说法”，是道德文化教育最重的方法之一。“讲经”，就是“讲坛师言传德道”；“说法”，就是“音载法理觉本性”。

讲经，是“宣讲修身道妙之经，言传修德归道之典”。讲经，就是要以经为宝，依经不依人，依经不依法，以经帅法，以经规范法性，预防和杜绝“依法不依经、依人不依经”的旁门左道邪径。

讲经，就是为师者：身在阴阳心在○，居道用德释经文，贯通隐显合为一，引领受众谋圣人。

讲经，需要讲经老师言不离经文，语不悖经义，紧扣经典而展开一元四素这个德、道、象、数、理、炁的全系统论。讲经，应讲道、儒、佛的真经；说法，应说天人合一之法。

讲经，应使经典之文义浅显易懂，切合受众的心身需求。深入而浅出，通俗而易懂。要争取做到全面地打开经典的能量场，通过语音传递能量，发挥润物细无声、入心了无痕的无为而无不为的作用。使受众心身真正受益，启迪智慧，调节心身，开悟本性。

道德文化教育的讲经，依据讲师本身修身的层次与教学表达水平，各有层次的高低之分、质量优次的不同。

修之身的内证层次，是讲好经典的关键。后天表达能力和技巧是辅助，主次是不可以颠倒的。

佛学中的六祖慧能，他可是一字不识，就能讲好经，而且他还能够讲经说法，那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所以，这个主次我们不能颠倒。应当执两用中，同步精进，一个，是内求精进；二，一个是为学日益，也要精进；为道日损，同样要精进，才能做好一个合格的讲经老师。

一般而言，既在修之身中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同时又具备后天丰富的学识者，比较容易轻松地担负起讲经师的责任。

我们可以回头看看那个十几年热潮中的状况，为什么会出现大浪淘沙？很多大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什么呢？那不就是那种方法和形式，悖逆经典，并不符合中国道德文化教育的根本要求吗？你只是掌握了一点点法算个什么呢？你只能局限于说这个法，而讲不了经，只说法不讲经，就是小乘之技，登不上大乘之堂，你就不足以成为中国道德文化的教育之师。

然而，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受那个热潮的严重影响，深受误导而丢失根本。迷于法，痴于法，而离开经典，不诵读经典，那么想想看你将来的结果，你连这个大的尊道贵德教育的框架都离开了，那么你个人想在法里面长期地浸泡，那能够浸泡个子丑卯酉来吗？我看，如果不赶快地改弦易张，顺道贵德，那么这一辈子可能就白白地又浪费了。

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和我们每个人自己在那里循经，根据这个经的要求来用法，是密不可分的。

☆ 什么是“说法”

什么叫“说法”？说法，就是讲经人要在有为与无为的互动之中，要动起来，要既能在有为当中，也能在无为的境界之中，自由地穿梭。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来依据受众，就是所有的听众，学习经文、练习经文的具体情况和状态，引导着同步传授内求、内证的方法，使他们能够会心地一笑，使受众的心、性、命三大系统，同步于所讲解经典的场性，隐显同步地传授实践某些方法，使受众的身国同步接收、吸收、转化、应用经典中的道光德能，修正身国的德性品格和吸收丰富的能量，实现再造性命，开悟本性。

说法，就是在讲经的前提之下，在讲经的同步之中，以理阐法，以理明法，以理验法，以理帅法，以法促理。

说法，是要求和引导学生同步进入内求法的境界，与老师一起共同进入经典之中，去与圣人居，与圣人谋，将心身融入经典的道理场性中。在有为和无为之中，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在这两者之间，有意、无意，有为、无为，同步地进行内求验证。吸收获得天德地炁，调整性命，确立正确的人生观，树立道生观，学会做道德人，行道德事。去妄存真，益智开慧，了悟性命，觉悟本性。

说法，有明说显传之法，有隐喻暗传之法，有口授心领之法，有音传神受之法，有密咐悄言之法。在说法的过程中，少私而寡欲者、见素抱朴者，容易获得法性真髓；心灵闭塞者，只能后天智识有所收获，从而校正自己的心念、智识；心开者，容易印心而直趋佳妙，甚至自然地拈花而笑；心场与身场似开非开者，则只能部分地接受法性，得失参半。

说法的效应，同时要视讲经师本身的修之身水平和层级高低而定。内证层次与能量强者，法的显性与隐性场全部都同时启动，连接受众后天智识和先天慧识的管道，同时分布拓展开来，这个时候，受众依据自身的状态而自然“选择”性地建立接收吻合。

讲经师的内修层次高能量强者，说法的作用性就成正比；层次与量级低者，说法的作用力那么也就稍低；讲经师心不正、性在左道傍门者，那么他讲经说法的潜在危害也是不可以轻视的。借经布邪用法迷性，也是必须预防和杜绝的一种现象。

信德，是讲经说法中受众接收经能和法性的重要载体。受众的信德越深厚，那么对讲经说法能量作用的承载力也就越大和越强。信德菲薄者，闻听讲经说法，只是凑热闹而已，讲经说法的能量再强，也都好像过眼流云，无法承载接受与吸收，转瞬也就毫无踪影。

“讲经说法”四个字，虽然简单，但是要想真正从内求法的高度去解析它，却又富含极其系统和完整的方法论和要求，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

我们学习实践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明白 “经师容易法师难，经法合一为师更显艰”。真正合格的讲经说法师，必须名、实、责、权、技五个方面完整全面，虚实同运，显密兼备，才能够名符其实。

所以，只有三修一化高度地同步，早日实现慧智同运，才可能真正肩负起“讲经说法”老师的重担，成为道德文化教育的先驱，成为真实不虚的灵魂工程师。道德文化复兴，需要众多的这样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希望更多这样的工程师能够早日出现。

关于“讲经说法”四个字，大家在掌握了上面的这些内容以后，可以自悟自解，正确全面地把握“讲经说法”这个道德教育方法的真谛。

在新时代，充分发挥讲经说法最大的功能性，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出以内求法为主、外求法为辅的优秀人才。真正去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其实，我们可以预见，当中国的教育能够古为今用而以内求法为主体，洋为中用而以外求法为辅助，东方的内求法与西方的外求法和谐地相结合，全面展开，深入持久地进行全民教育之日，那一天也就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真正走向世界的前列，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那个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