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春秋楚国人，姓李，名聃，留世五千言，后人名为《老子•德道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老子五千言才被汉儒颠倒篇序，成为道篇居前的《道德经》，流传至今，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国。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大系统性上，是一部道德文化。道，是中华传统文化各家学说、各个学派的总归宿和最高境界。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上溯其祖根，是初创于伏羲的“易道文化”；成形于轩辕黄帝的“法道文化”；成熟于老子创立的“德道文化”。这个“易道”、“法道”、“德道”，全部都是“抱道无离论天下”“执一以为天下牧”的学说和思想，她们共构成“以易阐道、以法论道、以德证道”的三部曲，非常完美地构成中华道德文化大系统。

道德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也是中华民族衍生发展的灵魂，同时也是后世各家学派诞生形成的生命源泉。道德文化，主宰着中华民族2500年以前的漫长历史发展时期，同时决定着和影响着25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社会的进程。

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都是“志于道而论天下”，“执五常以牧天下”，（五常：指孔子执常仁，荀子执常礼，韩非执常法，墨子执兼爱等等），他们都是從伏羲黃老的道德學說思想系統中，吸取局部營養而形成的不同学派。他们与伏羲黄老相比较，最关键的差距在于修之身天人合一的境界，虽然他们都同样提倡修身，但是尚未达到居于道而天下的境界（另篇详论），而只能依据伏羲黄老所开创的大道之理构建学说。这一特点，其实就是古代文化产生非常道与常道分野的重要原因，也是庄子批评非道学系统思想的根本原因。因此，以儒学为代表的百家学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辅根。

老子的德道学说思想，上承于伏羲的“易道文化”和黄帝的“法道文化”思想，产生于修之身而天人合一的深邃实践体验之中。老子居于道○而用德一，继承和升华了“易道”与“法道”思想，建立起囊括易道與法道思想精華的“德道”思想，構成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大系统论。老子的思想是公认的“百家之祖”。迄今为止，《老子》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版本就高达二百六十多种。老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位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被誉为东方巨人，中国和世界的第一哲人。他的著作，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方面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胡锦涛主席2003年访法期间，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中曾提道：“500年前，法国文学巨匠拉伯雷在其传世之作《巨人传》中就曾喻示‘智能的神瓶’在中国。”这“智能的神瓶”就是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老子思想为代表的“易道”、“法道”“德道”思想，天人合一修身实践而诞生的经典才是真正的“智能的神瓶”。

一、老子思想在西方深入人心

    老子是中国的老子，同时是世界的老子。世界正在全面走近老子。

當代社會發展進入上個世紀末以後，人们常常非常诗意地說“我們已經進入了‘地球村’的時代”。这个名词，正在給人類以真切而成為現實的感覺。地球村和全球化，正在迅速地逼近每一個國家和地域，進入每一個人的生命之中。“全球化”，成了一个十分具体而正在实施的名词。面對“全球化”的到來，隨著中國溶入世界，世界進入中國，我們需要思考，“全球化”是什麽在進行“化”？“化”的內容是些什麽？怎样完成“化”？如此“化”的后果是些什么？我们如何正确地迎接和面对全球化的时代？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天涯若比邻”的名言已成事实，全球化的互动交流在地理空间的骤然消失中快速地运行。我们随时都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化”在全球化之中，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融合环节。

当全世界都在电视上关注这次足球世界杯的比赛时，开赛后“足球皇帝”贝肯鲍尔俨然成了“空中飞人”。为了方便他在12个赛场之间奔波，赞助商为他提供了一架直升机，德国媒体将这架专机命名为“空中老子”。老子之名随着世界杯的进程而传遍全世界各个角落。

足球皇帝贝肯鲍尔欣赏和崇拜老子，这在德国并不算新闻。早在青少年时期，喜欢读书的他就涉猎了老子的著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成了当时他最喜爱的格言。当他称雄足坛后，仍不忘老子的忠告：“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他带领德国队夺得大力神杯后却突然“隐退”，很多人表示不解。直到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他才引用老子的一句话：“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而表明心迹。几十年来，老子的《道德经》一直放在他随身携带的公文箱内，成为他的必读之书。

德国电视台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老子是德国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国人”，每四个德国人的家庭里就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经》。一位叫马克的德国人说：“这是中国的经典，也是我们的经典。” 我相信这比例比中国家庭藏有《道德经》的比例会高出许多倍。

说到这里，我相信中国人中有极大比例的人都没有看过《道德经》，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老子的思想。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著名经典，被作为精神的食粮而提倡民众广泛诵读应用，也许只有中国没有这样做。在基督教民族的领域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读一本书——Bible，那就是《圣经》；在伊斯兰教民族的领域中，他们共同诵读的一本书就是——《古兰经》。唯独占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却没有一本书是供给所有人学习诵读的，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西方人也不能理解。

西方人都那么喜爱老子《道德经》，而《道德经》作者故乡的许多人，却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民族有这么一部珍贵的经典值得学习和阅读，真是有点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味道。我的德国朋友问我：“你讲解老子讲得这么好，我们学习和实践后受益非浅，为什么你们国家不应用这一瑰宝呢？”我只好苦涩地笑一笑说：“我们民族本身具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现在又处在全面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的忙碌之中，暂时还没有时间顾及这些。”

西方哲学家和西方人阅读《老子》，并没有从宗教的角度解析认识她，而是从道德文化与大智慧思想的角度上热爱她，他们都是要从中获取能够拯救西方文明危机的良方以及获取智慧的营养。而他们的确也发现，《老子•德道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解、为人处世的自然态度、德性培养的修行方法等，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对个人的心理健康、精神素质的提高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托尔斯泰当年曾经说:“我的良好精神状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

德国哲人尼采称赞《老子》：“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我们的国家当前仍然坚持着以唯物主义为主体，但是应当看到《老子·德道经》并不是唯心主义，更不是宗教。《道德经》曾经在汉代诞生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然而却并不是宗教产生了《老子·德道经》，这个父子关系我们要弄清楚。《老子》，是中国2500年以前历史上人类优秀文化的总集成，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老子》，是文化，是民族的精神食粮。既然是道德文化而非宗教，而且能承担起精神文化营养人们心灵，提高人文素质的作用，使整个民族的心灵获得净化与升华，诵而读之又有何不可呢？海外华人和西方人都爱《老子·德道经》，世界都在走近老子，其价值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推广和宣传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中国人应该更了解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道德理念精髓，并且从中获得精神营养。

《老子》的思想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在十七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逐步从中国传入欧洲，迅速传遍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欧洲的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这样一些思想家，都开始接受和研究中国的文化。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早就启示人们：“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早在1957年就指出：“问题是人类将如何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魔盒）？我再次要说：按东方的见解行事。”

李约瑟在他的书中曾经介绍说，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发现，发现了东方的圣人。那个时候的欧洲，特别是法国，用中国的道德精神为武器来反对神权、反对教皇、反对宗教，所以说中国的经典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史上，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法国就曾经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他们《人权宣言》。

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指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础的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是源于中国”。所以在千年之交时，英国的《独立报》曾经发表文章说：“别提西方，是中国塑造了这个千年”。

德国在世界上号称哲学家的摇篮，诞生过许多世界级的哲学大师。老子的《道德经》传入德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力甚为深远。

最初，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他盛赞“中国人不仅在忠孝方面，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大大超过了近代人。”由此可见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

莱布尼茨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伊曼努尔·康德，使康德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在辩证法上成为奠基人和阐发者。而黑格尔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将老子三生万物的三段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他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海德格尔更把老子的“道”视为人们思维得以推进的渊源。

大科学家尼·玻尔认为道家的“阴阳图”是“互补原理”的最好标志，他把“阴阳图”作为丹麦哥本哈根学派的标徽。所以卡普拉称《易经》为“圣书”，说它激励了各个时代的许许多多思想家、科学家。欧洲哲学权威捷恩也把《易经》作为“智能宝典”，说它“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且与最新的原子论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

在德国的政治界、科学界也推崇老子思想，每年德国还会举行国际老子研讨会。从1870年第一个德译本后，《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700多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

二、海外重视研究简帛《老子》

海外的汉学界，非常关注对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老子的学术研究。在考古界发现简帛和整理成文发表以后。西方各国的学者都关注着简帛，特别是对于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简帛的出土和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大批有知之士都积极投入到研老之中。

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出土简帛的热情，就是开始于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简帛的出土。这种研究的热情迄至今日也没有止息。

美国白兰汀公司曾经聘请韩禄伯主编《古代中国经典》丛书，这部丛书将马王堆、银雀山等地所出的简帛经典都译注出版。最早公布的马王堆帛书材料，包括《老子》、黄帝书和《周易》等，都被收入了丛书之中。

韩禄伯在美、英、法、德、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多种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帛书《老子》的研究论文十余篇，他译注的帛书《老子》，自1989至1993年间在美国、欧洲连出7种版本。刘殿爵译注的帛书《老子》显示出深厚的国学修养，所论《老子》的内容，具有可与稍晚时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对照互看之处，同样不容忽视。鲍则岳对帛书《老子》的文献学研究，及其与想尔注本、王弼本与河上公本的比较分析，厚积薄发，也是多有卓见著述。池田知久、岛邦男（日本）等在研究中也发展了一些帛书《老子》研究成果。

而帛书黄帝书是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抄录的一组经典，有的学者认为是“附抄”，我认为应当同样是正抄，它与《老子》甲乙本卷一起郑重地存放于一起，就已经充分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同类性。它们之所以一起存放，应当就是汉初自刘邦至文景时期长期被朝庭推崇并且使用的，而在汉武帝时代却突然遗佚的黄老学说典籍（详论另述）。马克（法国）关于帛书《刑德》的研究成果已经获得许多学者的称赞。他与夏德安、汪涛等对马王堆帛书《式法》的研究也是颇有心得。叶山的《古佚书五种：汉代的道、黄老与阴阳》则认为它们是阴阳家的作品，这一学术观点可以与杜维明、皮瑞姆、卡润•特讷（美国）的学说相对照而参考。日本学者在研究老子方面也比较重视，其中浅野裕一的黄老道研究与今枝二郎、内山俊彦等数家之学说，都是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附抄佚书的研究，则以池田知久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显得比较突出。

海外学者对郭店楚墓竹简的研究，如同光明日报曾经归纳过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老子》与《太一生水》的研究。艾兰与魏克彬编著的《郭店老子》已由美国古代中国学会出版，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到韩禄伯、夏德安（美国）、瓦格纳（德国）、谭朴森与汪涛（英国）、戴卡琳（比利时）等对《老子》简文的细致研究。韩禄伯的郭店《老子》校笺已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西方郭店《老子》译注最重要的成果。鲍则岳（美国）则发表了关于郭店《老子》文献学构成的重要分析。刘笑敢（新加坡）、谷中信一（日本）等对《老子》的成书特征也作了探讨。艾兰所著《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提出中国古代哲学中许多最基本的概念都源于水的形象，与《太一生水》所论相合。她还讨论了《太一生水》与《老子》的关系及其对于解读《老子》的意义。施舟人（荷兰）、贺碧来（法国）对于《太一生水》与道家哲学的关系亦有探讨。

整体而言，由于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用易、用法、用德阐释大道，他们都是通过修之身进入道的境界之中而言万事万物，因此他们的学说具有无可比拟的大系统论性，对于万事万物都具有科学指导性。因此，老子的学说广泛地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

我在海外学习《老子》和简帛《老子》也是有几年了，因为有以前小时候在国内诵读的基础和长期依据老学进行“修之身”的一点老底子，到了海外学习《老子》和传播老学略有一些体会。在伏羲黄老学说面前，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始终是一位学生。在海外学习《老子》简帛和读诵《老子》，可能是旁观者清的原因，在简帛《老子》的研究中，我认为边实践、边研究才是一条走近《老子》、走进老子的大道和捷径。但是，对于这一点似乎中外学者都未将此提到相应的高度予以重视。

我们试想一下，孔子当年三次问道于老子，也未能步入老子的道，只好退而提出“志于道，依于德，据于仁，游于艺”的教育和学习实践方法来不离于道。那么，我们现代人已经处在“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的时代，又如何能够仅凭后天所学习的丰富知识去走近《老子》，进入《老子》呢？

老子告诉我们说：“修之身，其德乃真”，这个“真”字在这里具有双义，其中还含有德丰“真”必成之意。这个“真”字，在甲骨文中的象意表形，“真”字的下部结构就是象喻在体内用坩埚和鼎炉，对精气神进行烹炼，从而使人的精神系统得到升华，进入比较稳定的天人合一状态。“真”字，它所表述的就是天人合一境界。所以，从前在修真界内部曾经有一句警语：“未修真时莫解老，……”，以此告诫后进者必须真实地在心身中实践“修之身，其德乃真”。

“解老”，除了必需修之身以外，还应当高度重视中国道学在历史传承上的“隐喻藏诀”之秘，这个道学内部的技术方法，常常被外界所忽视。这一点，如果将帛书甲本《老子》与通行本《老子》一起进行比较，就比较容易发现。稷下学宫对《老子》的修订，汉儒对《老子》的修订改造，使《老子》产生多种版本。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修订者都没有得诀知密，没有注意到隐喻藏诀而仅凭个人后天智识和社会需要而进行擅自修订。比较简帛以及多种版本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帛书甲本是最为接近《老子》原著的版本，因为其中藏有大量直指人心的修真达到天人合一状态的方法论。甲本与乙本在墓葬中同时被保存，其实也就暗示着当年社会上极其重视《老子》，但是不识隐喻藏诀却难以解读《老子》。对于流传的版本难以取舍，才会一并保留。

研究老子、研究黄帝学说，注意规避汉武帝时代和其后时代的一些版本是极其必要的技术措施。因为从汉武帝开始，突然一反刘邦到文景时代高度重视以黄老学说治国的方针，至使《黄帝四经》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汉武帝在汉儒们的扶助下从此走向了专制独裁的管理方式。曹参系统性地应用黄老学说治国，黄老的经典著作必被高度重视，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黄帝四经》的存在性三缄其口，只字不提，若无皇帝的强权授意，是不可能对国家已经使用了近百年的经典视若罔闻的。这一点，我们在详细研究过《黄帝四经》的内容以后，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黄帝的思想不是独裁与专制思想，黄帝思想的精髓是法道，心身法于大道而修身平天下。为帝者必须修身用道的法则与规律内治心身和外治天下。这些要求，对于一个长期受窦太皇太后管制与制约的年轻气盛的汉武帝而言，无疑是个精神枷锁，而且窦太后还因为道儒之辩而杀了他的两位儒学朋友。汉武帝在窦太后去世以后，逆反心理自然需要得到释放的空间，在此背景下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也可能根本就是在汉武帝直接授意下献策），也就正中下怀，获得采纳和全面贯彻实施。

这一破一立的全过程，虽然未见详细的文字记载，但是从《黄帝四经》突然全面地消失，而《老子》的版本也多家相继迭出，我们不难窥见当时黄老经典的命运。汉儒一朝登上在国家文化教育上的“独尊”宝座以后，也就一扫文景黄老之治时期的“百家齐放，百家共存”发展的局面，相继展开了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在汉代，校书是经常的事，设有“校书郎”之类的专门官职，建有“东观”、“兰台”之类的专门机构。还设有一系列的官方会议（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等等）讨论“五经异同”，从不同的角度整理、诠释经典，包括石经的刊刻内容。现知最著名的典籍改造，当属西汉末年刘向校书的大改造。所有这些站在汉代儒学观念上改造，都必然对典籍的原貌产生显著的影响。

对《老子》这一经典的改造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典型改造，我们从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老子》且有大同小异的甲、乙两种版本,就已经使人大开眼界了,它们的发现为《老子》研究开辟了新天地。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又发现了大为不同的《老子》版本。这些情况说明《老子》文本不仅从战国到汉初存在着变化，进入汉代以后也有不少变化。后来严遵的《老子注》、《河上公老子章句》，还有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邻氏本、傅氏本、徐氏和刘向的传说，所有这些，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后人对老子原著创造性的改造和诠释。

面对复杂而内容各异的《老子》不同版本，我们只有站在伏羲黄老学说本身“修之身”的特定立场上，不断精进于“天人合一”的状态中，同时注意详析历史背景，注意把握先圣自如地遣用汉字，运用汉字象意藏诀等特点，深入细致地开展对《老子》的研究，我们才可能走近《老子》，走入《老子》，实现与老子居，与老子谋。

三、老子思想必将主导世界文化复兴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场初具规模的道德文化复兴运动已经开始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的道德文化复兴与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化复兴运动不同，它并非是单纯从政治思想界和文化界触发其生成，而是以科学界为先锋，由西方一大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从各自领域的新发现所发起的一场道德文化复兴。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早就宣称：“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我们就需要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式”， 而他的办公桌上就有一本老子《道德经》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指出：西方“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但……也可能毁灭人类。”

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和我国系统科学的开拓者钱学森先生则早就指出：当代危机迫使我们考虑整个社会、整个全球，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一个局部。他们认为挑战已变得如此严峻紧迫，以至于我们不能再沿用过去西方的思维摸式去处理问题，需要新的东方式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去考虑解决问题，而老子的“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正是系統论的方法，天人合一，“中气以为和”都是一元系统论的最佳方案。

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写了一本《物理学之道》，副标题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他认为“在我们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机械的、局部性的世界观。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看成是我们社会广为扩散的不满的根本原因”，所以“有许多人转向东方式的解放道路。”他说：“和机械论的西方观念相反，东方的世界观，是‘有机’的。所有事物与事件是相互联系的，是同一终极实在的不同方面的表现”，“主要特点是强调宇宙的基本统一。他们的最高目标追求是认识到所有事物相互联系的统一。”

作者断言：“西方的思维、西方的物理学发展，必定要走到东方哲学道路上去”。这位学者指出：“东方宇宙观的两个基本主题是，所有的现象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宇宙在本质上是能动的”。他认为：“我们越深入到亚微观世界，越会认识到近代物理学家是如何像东方神秘主义者一样，终于把世界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其组成部分是永远运动着的一个体系，而观察者本身也是这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也就正是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老子·德道经》的“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中气以为和”正是揭示这一内涵。

F·卡普拉明确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说明东方智慧的精髓和西方科学在本质上是协调的”。他讲：“科学实验和神秘主义经验之间的相似性是令人惊讶的”，中国的直觉和西方的科学的实验差别“在于观察方式，而不在他们的可靠性和复杂性”。他指出，物理学家们在原子物理学初期面对的自相矛盾的经历正是“真谛隐藏在佯谬之中，这些佯谬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解决，而只能以一种新的认识来理解——当然，这时我们的老师是大自然”。

海登堡则說：“难道大自然有可能像我们在这个实验中看到的那么荒唐吗?”，这里许多荒唐的事情用现代物理都是讲不通，解释不了的。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东西呢？F·卡普拉讲，近代物理学再次为我们表明，有形物体不是截然分开的实体，而是和它们的环境不可分开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性质是根据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来了解的。若不是存在着宇宙的遥远部分，我们日常的环境也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我们日常的经验从最小的细节直到宇宙巨大的尺度的特征都是紧密联系的，以至不能指望把两者分开。老子所说的：“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其实就是自然的总法则。

韩国的系统学家李永辟(Rhee Yong Pil)1997年的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了老子的《道德经》，并且将它用于解释近代物理理论学中不少现象和观点，他甚至认为也许老子是世界上第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还详细介绍了卡普拉的一系列书和文章，并且将它们与《道德经》相比较。《道德经》也被社会学家们用来更深入地观察社会系统的动态过程。普里斯曼(Pressman)在1992年的文章中，把系统方法论与东方的方法论进行综合，认为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方法论。

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一书中提出的“转向东方式的解放道路”，“这就是以某种方式返回到2500年以前的起点”。但是，这种返回绝不是片面地复古，而是要从伏羲黄老的道德文化学说中，掌握修之身而天人合一，居于道○而用德一来重新认识世界。这是一种老子所說“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更高层次的回歸，也是钱学森先生提出的“东方式的新科技革命”和“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的科学报告摘要，题目是《科学的未来是什么？》。里面有一段是这么讲的：“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样子？严格地讲，什么都没有，连时间、空间都没有”，2500年前老子其实早就已经揭示了这一科学的奥秘。《老子》说：“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绣呵！缪呵！独立而不亥，可以为天地母”，“绣呵！缪呵！”，就是没有时间、空间。弗格森(MarilynFerguson)在考察形形色色的科学前沿理论时，指出：“科学如今仅仅证实了人类从历史黎明时期以来就凭直觉认识到的东西。”

然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德文化思想，却并非运用简单的直觉或者灵感进行认识事物，而是通过“修之身”而实践天人合一的方法以后，在稳定性的慧识中全面观察而得出的不朽结论。“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于牖，以知天道”，就是“修之身其德乃真”而进入天人合一状态后的必然结果。

大哲学家、大数学家罗素曾经写了一本《西方的智能》的书，对东西方哲学的特点和区别具有深刻的体会。他有一段话令人振聋发聩，他说：“如果西方依旧蔑视东方而不能从那里学到哪怕是很少的一点智能，那么西方文明的行为趋向就只能是促使人类的彻底灭亡。”

大名鼎鼎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曾经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学者们说：“不能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全球化、对高新技术的认同，不能以牺牲中国文化为代价。”

我们东方文化的特征，就是遵照“一元象数理气”的整体方法，修之身而内证天人合一，从而观察万事万物变化的根本规律。简而言之，就是“内求法”方法论。

早在十九世纪，西方以逻辑推理试验证伪分析为主的方法论，也称为“外求法”，它在科学研究中的局限性，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像大海水平面上升起的一个个互不相连的孤岛。学科越来越细，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阻碍了科学的前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单纯地采用分析的方法去认识世界，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困难性，难以超越科学发展的新瓶颈区。而且西方人发现，现代高科技所诞生的科学成果，往往只是在重复验证中国伏羲黄老学说中早已经揭示过的结论。

《老子•德道经》最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协调性，她和西方以逻辑推理反复试验分析的方法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大系统论就藏在其中，所以西方科学家才回过头来，掀起了西方的老学研究热潮。在国际上，西方众多学者和有识之士所青睐看重的，正是这个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的内求方法论。

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道德文化，既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世界。中国道德文化的研究方法论与西方文化研究方法论虽然各不相同，历史上曾经分道扬镳，中国也曾经主动放弃和丢失。但是，在21世纪这两种方法论必将会携起手来共同前进，造福于整个人类和地球。

前些年，我注意到1978年，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在国内《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章《组织管理的新技术——系统工程》，其中指出：相当于处理物质运动的物理，运筹学也可以叫作“事理”。将“物理”和“事理”一起归入到近代系统工程学之中。到了1994年，顾基发与朱志昌(赫尔大学)提出了一个东方系统方法论“物理·事理·人理(Wuli-Shili-Renli-WSR)的系统方法论”。.这一学说，在前面理论的基础上加上了“人理”，可以称得上是东西方系统方法论研究合作的结果。

我总觉得现代的系统论虽然都在高度重视从老子的学说中汲取智慧而形成，但是其中都是处在“理”的范畴之中，而没有注意伏羲黄老学说的真髓是“象数理气”四大元素的整体集约而认识和论证自然万物。系统论之中不能缺一个至为关键的要素，那就是伏羲黄老学说揭示阐释的“真理”。当然，这个真理并不是普通概念上的真理，而是用道德文化方法论在体内修身实践之理，是修真之理。只有具备这个真理，现代系统论才可能真实地具备“道生一”、“执一以为天下牧”的普适性和功能性，从而诞生发挥出系统论的效能。“真理”，是使“人理”符合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和前提；“人理”符合道德法则，又是使“事理”符合自然法则的保证；“事理”符合自然法则，是“物理”呈现和谐统一透出道性本质的催化剂；使“物理”合于道的基础，是真理、人理、事理整体合符德一的“中气以为和”。

2004年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引述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表达中国秉承道德文明、为世界和谐作贡献的决心。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了一个道德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这是天道赐予我们中华民族的机遇，21世纪是一个中华道德文化传遍世界的世纪。为往圣继绝学，正如老子所言：“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无忧”，用易、用法实践德道的学问就是绝学。中華的绝学，就是以伏羲黄老为代表而组成的传统道德文化主根和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辅根，共同深植于中华道德信仰厚土之中的参天大树。这棵道德文化的大树，一旦真信的土壤生成，就必定会古木逢春，枝繁叶茂地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