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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德道经》与《道德经》第二部分 黄老思想的历史之谜（2）
㈤曹参与黄老学说三正讲堂讲座 熊春锦 2016 12 31 关于汉朝，有的史学家们对什么叫黄学、黄帝文化、黄帝思想都要弄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进行一些考证；而另有一些学者像西方的科学研究一样，丢弃整体论而偏离了方向，都钻到各个分支里面出不来，就像钻到细水管里，呆在里面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主干。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从文化的大系统看，把握住主干，才能够全面地了解掌握各支干。比如说曹参，历史上他在文景时代接任了丞相之职以后，全面地推行黄老学说，那就是比较系统的、经过整理了的黄学和老学思想。当然，并没有离开黄老思想的原旨，黄老学说是由道学的承传者们直接整理的，而不是由汉儒们整理的。 曹参所承袭的，也是原汁原味的、生态没有破坏的黄老之学。他从盖公那里学习掌握了系统性的黄老学说，在萧何病故以后，携带着这些学说的理论进入汉朝的朝廷，当起了辅助文景之治的宰相。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的确是从曹参应用《黄帝四经》开始的，但是在应用《黄帝四经》之前，也同样是运用了黄帝的道治思想在进行治理国家，只是到了曹参时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前面是基础，后面是结果。 但是，曹参所倡导的黄学是应用，其源头并不在曹参，而是在刘邦，这是上行下效的结果。我们看这一段汉朝的历史，分析这段历史，既应当称颂曹参学黄老，推行黄老，进行黄老学说治世，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曹参本身固于守成，并没有将黄老学说真正地发挥到极致，具有局限性的限制，他在这方面只是上行下效。他的忠厚和老实这一个特点，实际上障碍了当时黄老学说通过皇室的王权效应来向整个汉民族全面展开，没能深入民心，没能使整个民族的道德精神、文化灵魂的营养获得最大的丰富。社会各阶层对黄老文化信德信仪的厚实基础,并没有真实形成与夯实。可以说，在这方面他做得非常不足，也就造成整个黄老学说能够在汉武帝手上迅速地被从皇室里面清除掉的客观环境，成为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曹参应用黄老学说治世存在什么问题呢？他应用无为而治，他的无为并没有达到真正的这个“无”。这个“无”，按照老子的本意，是人在天地之间，应用元炁贯穿身心内外，达到天人合一的一种没有后天意识、智识阻碍自己思考、判定、鉴定、决定、处理问题的慧性。这个“无”，是天人合一前提下的“无”，而并不是什么也不管的“无”。所以，曹参只是仅凭着前任丞相萧何所制定的政策，自己不求进取，守成而治，从而带来负面结果影响也就非常巨大，使黄帝学说这个中华道德根文化的中流思想，突然奇怪地在汉武帝时代湮灭消失了。 ㈥汉武帝初期的双重社会现实 汉武帝即位之初，他所继承的是文景之治的全部成果。文景之治，是黄老学说治世的巅峰时期，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发展到了一个理想的时期。但是，由于执政者没有应用黄老学说对自己本身进行道德修养的“修之身”，造成的局限性使他们在德治中的各种措施未能尽善尽美，因此给汉武帝提供了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社会现实，这种双重的社会现实就摆在了汉武帝的面前。 正面的现实，首先表现在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强大。司马迁曾经提到、描述过，汉兴七十余年，人人都已经家庭丰足了，不管是边远的地区，还是在首都大城市里面，所有的仓库里面的粮食都堆满了，而且国家所库藏的钱财，穿铜钱的绳子都腐朽了，没有办法再进行重新的校验、清点。那就是国家富足得钱多得用不完了，甚至积压到了绳子都烂了的地步。《史记·平准书》记载：“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就是每年的粮食都吃不完，就堆积、积压在仓库之中，“充溢”——甚至粮仓空间都不够用了，露天堆积于外，致使粮食都成了粉泥，一搓就成了粉，“腐败而不可食”。 从这个描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文景之治带来的经济辉煌，的确是显而易见，是一种国泰民安、平安的现象。当时各县官和狱吏们无事可做，也曾经出现了一度的监狱成空，也就是县衙的监狱里面没有一个犯人，这种现象都出现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国家，粮食和钱财居然已经富足、强盛到了粮食堆积如山、穿钱的绳子因腐烂而自己断了的地步，这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标志。在这一点上，以黄老学说为主导思想的文景之治，创造了用道德治世的杰出成就，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驾齐驱，社会真实地和谐，这是应当肯定的治理成就。 第二个有利的条件，就是经过了文景之治这么长的时间，整个社会呈现出了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心所向的总体良好局面。这个就跟汉初的统治者采用了黄老学说治国，推行了一系列的轻徭役、薄赋税的政策，也和汉初急连废除了许多秦朝的残酷的法令，特别是像其中的妖言令、挟书律、诽谤令等等有关。这些措施从而就导致了言路通畅，达到了一种和谐、政通人和、人心喜悦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汉代的朝廷得到了全国多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像当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例子，在远离都城的边远地区，当地方官要来公布朝廷的政令的时候，老百姓都非常主动，扶老携幼前来。许多老人，包括残疾人，不顾身体不好，要扶着拐杖过来参加，一定要来聆听一下皇帝的“德音”是如何讲的，老百姓都在祈祷千万要让自己多活几年，不要死得太早，为的是能看到更好的社会局面的到来。 文景之治运用黄老学说治国，主要是贯彻于皇室之内成员本身的掌握和应用。这是一个关键点，而并没有运用黄老学说进行全民教育，使它丢失了这种关键的举措，没有继续形成，建立完整有效的教育机制、研究机制和指导实践和考核的机制。曹参的守成无进，实际上是造成了轩辕黄帝思想、《黄帝四经》在汉武帝时期突然消失的重要因素，从而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历史的遗憾，使中华民族再一直等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黄帝四经》出土，才了解到汉代初期历史的真实原貌。 ㈦片面运用黄老学说不良后果 第一，对内部的行政管理方面片面使用黄老学说。对内，由于局限于在皇室皇族本身内部使用，而没有向全民进行教育推广，国家对各个地方的控制能力就处在一种弱态，没有达到上下和谐，没有进行皇室内部和民间以及管理系统和皇室之间的协调，没有将道德真正推演开来。研究历史可以看到，当时的部分地方豪强并没有接受黄老学说，形成了“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史记·平准书》），豪强横行于地方，国家逐步地丧失了对他们的控制效应。 第二，当时由于是“有为”的“无为”，而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的“无为”。天人合一的“无为”，是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最关键的转换点进行掌握，而进行作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是最符合自然规律、解决问题消耗最少、用力最少、时间最短、办事最直接而效果最佳的作为，这样才能符合真实的“无为而治”。但是到了曹参手上以后，他由于老实守成，虽然还是尊崇着无为之治，但是已经落于后天，而没有进行先天无为的治理。这一点，从汉武帝对自己身边的道学研究实践者并不重视，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听从“司天监”那些能够进入到天人合一状态下去捕捉自然规律的信息、真实的信息，提供给皇帝进行参考决策的人的意见。当帝王不采用这些意见的时候，那么也就丢失了无为而治。 片面运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就容易产生不良的后果。像汉代文景之治后期，达官贵人的奢侈浮华已经非常严重，所谓“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史记·平准书》）。衣服、服饰、房子等都相互攀比，跟皇上比，没有限制，奢侈浮华严重到僭越皇威，危及皇权，甚至有的大臣敢僭越于皇上，一些礼仪规范都超越了皇帝的规格，这种情况到了无限度的程度。对内控制机能的薄弱无力，是文景之治时期出现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说明当时的无为而治，没有在当时的整个官僚机构展开，都没有进行全面真实的“修之身”，缺少“修之身”这个前提和基础，无为而治不遵道法则弊端必生。官方也没有其它相应的措施制约这种不进行“修之身”而带来的危害，所以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第三个问题，体现在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综合国势表现出种弱势地位。特别是在与匈奴的关系上，当时匈奴欺辱汉朝比较多，因为他们的武器精良，战马等都比汉朝的善战。甚至刘邦有次也差点被匈奴俘虏，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即是此经历。后来，无奈之下才奉行了委曲求全的和亲政策，求平安于一时，但是，匈奴还是不断地侵犯，这样对皇室的压力是相当大的。 在汉武帝即位的时候，他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文景之治时期奉行黄老学说治国的“无为”政治，但是决策者和执行者都并未真正全面、深刻、系统地理解黄老学说的真谛。“萧规曹随”，这四个字实际上就非常形象、明确地点明了当时默守陈规，曹参墨守萧和的陈规，没有运用老子在《德道经》中所强调的“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迷失了这个原则。这个“萧规曹随”，就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国策不求进取，老于守成，片面地运用黄老学说，仅限于皇室表面的应用，而缺乏整个民族全面系统的教育和贯彻。 片面使用黄老学说，虽然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可以导致社会的安宁，但是没有道法的全面遵从与贯彻，就不会导致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的到来。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汉武帝的决策也就被汉儒们所左右，重大的变革在多重利益抉择和社会背景之下，在这位著名的汉武帝手下就自然地产生了。就像毛泽东主席诗词里所写的，“惜秦皇汉武”（《沁园春·雪》），感叹他的武功业绩，其中就含有他对中华道德根文化的一个重大错误举措，那就是将黄学在中华历史当中进行了清理、剔除的做法。 在汉初的时候，确实经历了片面运用黄老之学，当时的经验的确值得总结，值得后世的道学界、道德文化研究者、国家政策研究者去分析。像汉初的文景之治时期，由于片面地推行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下，它就使得各家、各学派普遍都有了一个复苏的空间，因为大道的包容性、兼容性非常开阔——所谓大道的胸怀嘛，所以各派学说都有了复苏空间。 ㈧独尊儒术 黄老遭弃 汉初学术界的总体面貌，是各家学派经历了秦朝苛政的劫难之后，又开始纷纷复苏了，其中也包括儒家学说不断恢复和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提升。对此，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为综合思考问题提供帮助。 汉代的刘邦本来是瞧不起儒学的，却又不得不借助于儒学来稳定国家的统治。他立国以后，其中有一个人叫孙叔通，是一个很有远见、懂得玩弄权变之术的儒学人士，他就不像道学人士那样主张清静无为、处下不争，他就善于权变之术。他在汉高祖刘邦面前进言，就说：“儒学之治，在进取的时代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您已经经历了这一点，掌握了这一点。但是到了国家建立以后，到了守成时期，您就必须要借助于儒学之士。”所以，他就分析了这些利弊关系，就奏请刘邦允许他到鲁地去征召一部分鲁地的儒生和他自己的弟子，一起来用儒学制定朝仪——就是朝庭的礼仪——维护朝廷上的君臣等级秩序，得到了刘邦的同意。 后来，这个朝仪制定完了之后，一演示，刘邦非常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儒学礼仪的形式，后天的这些礼规充分地满足了帝王的个人的私心——家天下的贪欲，享受到了身为皇帝的尊严。这是儒学采用礼仪方式，而不是礼德的方式，来投其所好，跻身于皇权统治之中。 同样在这个时期，先后有儒家贾谊等人不断地建言献策，都是在强调仁义教化的重要，强调儒家的诗书之教的重要，这对当时的统治者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之下，就诞生了董仲舒的著名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中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被史学界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提出，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我们想想看，“绝其道，勿使并进”，当时的汉儒的确是够狠的！他们在道学、黄帝道学这个治国祥和的氛围之下得以诞生、复苏，可一旦得以复苏以后，却提出了“独行天下”这个理念，对其它的学说“勿使并进”。 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儒家学说由原来的诸子百家当中的一家，被定为国家的一个主导的统治意识，使得全国有了一个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非孔子思想的儒学，常道意识形态文化主宰，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一件空前的大事。 汉武帝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董仲舒当时的谏言当中，他说得非常明确，就是提倡思想的统一，把这种思想的统一和政治的统一相匹配。这是儒家善于利用的一个绝技，说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的 安定和发展，其实是皇家家天下的安定和发展。 但是，这样做却完全扼杀了黄老道德学说的继承与发扬。黄老学说的道德文化，在国家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中，就被汉武帝和汉儒们完全排斥出了社会主流导向的精神领域，切断了社会自然信仰道德、获取精神营养的途径，精神文明建设的井泉与源流被切断，迫使整个社会在汉末时期，由于精神文明营养来源干涸，就必然转向要诞生中国的本土宗教才能弥补改良儒学的先天不足。只有本土宗教诞生和形成，才能够接续原来的自然的道德信念、信仰，使人民获得精神营养的方式，使道德学说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 其实，在没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自然的道德遵从以及外来的佛学已经进入了中国，他们都能够非常祥和地逐步发展，包括儒学都是在这种环境下祥和发展。唯独“独尊儒学”出现以后，无论是原来占主导形式的道学，黄帝的道学思想文化被掐灭，还是老子的学说被篡改，这一切都在这一批汉儒们的刀笔之下发生了。整个社会，只有走向以汉代末期张道陵天师创立的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进行延续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学说。 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析到历史的这一巨大转折。那个汉武帝为什么要搞独尊儒学，跟他个人并没有深刻地学习黄老思想、实践黄老思想密切相关，与他当时年轻气盛，需要皇权在握，掌握集权，掌握最高统治权有关系。特别曾使他痛下决心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和他的舅舅、丞相田蚡之间的矛盾。因为在汉朝初期制定的政策管理方面，皇帝的权力反而很小，只是个决断权，不能直接参与这个组织意见，决定意见都产生于丞相这个阶层。然而，田蚡担任了丞相以后，由于他本身不是道德实践者，没有修之身，所以私心和贪欲极度地膨胀。当时，有一次他跟汉武帝讨论全国各地官职的任命，从早上太阳升起来开始，一直到晚上掌灯的时候，都是田蚡一个人在那里说，而汉武帝一个人在那里点头：“这个可以，可以……”最后，汉武帝实在是忍耐不住了，问了一句：“你说完了没有？你让我也来任命几个人，好不好？” 从这个历史记载就可以看出，当时丞相的权势已经超过了皇权，汉武帝急于要把这个权收回到手上，而儒学正迎合和满足了皇帝的这个独裁专制需求，所以他果断地下命令，甚至从国家书库当中彻底销毁《黄帝四经》。并且在他的圣旨之下，连史学大家司马迁，虽然说能够称之为正确的秉笔、拎笔记录史实，但是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采取了迂回回避的方式，将《黄帝四经》的消失没有进行记载。所有其他的刘姓封王，可能在他们的棺墓当中都难以找到《黄帝四经》，唯独在湖南能够找到。因为湖南当时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王，称之为外姓王，他可以不遵从皇室的有关政令，这是能够在湖南发现《黄帝四经》和老子《德道经》帛书的重要历史原因和背景。 为复兴道德文化，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只有将汉初这一段文化巨大转折的历史，特别是黄学湮灭的这一段历史，恢复起来，连接起来，才能来明白黄老学说这个大系统论，明白《德道经》与《道德经》之间的不同。 ㈨黄老文化中的修身文化 由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老子，加上时间也很紧张，只跟大家简单说下黄老思想的历史之谜，我就不再继续展开讲了，这里就先跳过。 黄帝文化的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儒家的很多文化都是源自于黄老文化的根柢，并在这个根柢上联系起来，甚至从盘古王表也可以窥其一斑。盘古王表可能大家接触得不多，它是从大禹开始记载的一万多年前到六千年之前一代代为王者、为帝者的明王之表，挺有意思的，远远比西方所发现、埃及所发现的历史久远得多。这些内容没办法在此展开，只是在这里提一下。 黄帝文化向上是有上万年的承传而来的，这是因为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只是到了黄帝以后出现了文字，才有了记载，而在那之前是通过心心相印来传递文化，再到口口相传来传递文化，然后再到文字传递文化，这样一步步地过来。虽然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极低，但是人们的精神文明建设非常丰富，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都是追求精神上的升华，也就是做圣人，修成圣人，内炼成圣人。内圣外王，内成外就，全都是修身明德求真而实现，是将意识形态提升为智识形态，再造成慧识形态与性识形态。而不是后来、现代的所谓封圣，包括梵蒂冈的教廷都是依靠外在名义上的封圣而不是内修外行证圣。实际上那些圣人都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证圣成真。道家的所谓圣人，是要通过体内的攒簇五行和合四象，经过十月怀胎，“男子怀胎笑煞人”，育成的一个高维空间光态生命，那个生命就是圣人。而这都是要通过实实在在地真修实炼，在体内进行艰苦卓绝地实践，而且还要按照《黄帝四经》所揭示的“顺天炼己，炼己奉天”八个大字才能完成。 现在到了冬至以后，如果你是道家的炼家子，你会发现自己的第五腰椎会温温发热。如果你掌握了师传的口诀，这段时间全力以赴地敲竹唤龟，将小腹腔里面的地下天阳与自然界的天阳连接起来。因为到了冬至，自然界的天阳已经开始从地下往地面上升了，你体内的天阳天德能量同样也要往上升，我们要不断地调动它跟自然相应，那么你的健康就能获得真正的保障。因为天人合一就是中国人祖先们的真实发明，内外是一致的，没有两般。一旦两般，你的健康就会离开正确的轨道，偏离了宇宙天道的规律与法则。 在这方面，祖先们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就是修身明德求真。修身的文化继承了黄帝修身治国道学的历史，只是由于这个历史的际遇其中遇到了一段坎坷，我们迷失在历史当中。但是现在我们有机会、有机遇来重新寻找它，找到它，振兴它，那么整个民族的健康、智慧、命运都会在道德根文化的复兴中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至于黄老文化消失之谜，我刚才已经提到了独尊儒术，黄老遭弃。当时董仲舒、汉武帝以及他的舅舅田蚡三个人，联手剿灭了黄老文化在汉朝的主流文化地位，从此以后以修身文化为根的黄老文化就开始退隐山林，隐藏在山泉林下，进入民间的承传，进入了一个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的漫长历史阶段，但从来没有断绝承传的脉络。甚至到了宋明时期，又纷纷兴起了各种各样的学派。像内丹派、金丹派，从原来老子时期的守一法转换成为了金丹大道，还在民间进行流传。虽然金丹大道有它的局限性、束缚性，但是一旦把金丹法门跟原来的守一法结合起来，那么整个生命的奥秘就会在我们面前清晰地摆开。特别是再将世界各地散在的文化，包括古埃及、古希腊以及玛雅文明中保存下来的文化拼起来，就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生命创造的真相图。这个生命的创造图，实际上在历史上被撕成了一片片碎片，散落在各个民族之中。只要一把它拼接起来，就发现它能非常简便地提升人类精神文明素质，提升我们命体健康的方法，至简至易。正像老子所讲的“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那么帛书《老子》五千言恰恰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张碎片图重新拼起来的金钥匙，非常重要。 所以，虽然在汉代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抛弃了黄老文化，但是我们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由于整个太阳系在宇宙空间的抬升，能量的急剧提升带来了新的机遇、新的机会，传统道德根文化在二十一世纪必定会在中华大地迎来第三次伟大的复兴，就看我们是否主动地走进我们的祖先，走进圣人们的智慧进行学习、实践和体悟。 (责任编辑：海底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