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滚动： 寻找重树民族信仰的支柱
治世之道，古往今来论著汗牛充栋，归根结蒂，不离道德二字，离则乱，守则安。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德就是国魂，是民族立国之本，国魂后面所含的就是国家道德教育（国教）。 近几百年来，尤其是外族或者外来的思想入主中原以后，中国的道德国魂就逐步丢失。这个丢失可以说是三大块的惨重丢失，一个是外蒙古金国的入侵，主理中原，发生的国魂的丢失，全民尊道贵德的人文文化社会，退缩至观庙之内离尘而存在着，失去了唐宋时代的道德精神进入百姓家的局面。再一个，就是清朝，满人入关以后，使中华加重了道德国魂的丢失。但是，如果详细分析一下，这些都还没有现代丢失得严重。我国近几十年疏忽了道德这个根本，唯以“有之以为利”的“利”字，制定国策，忘记了“无之以为用”，使整个社会精神领域出现极不乐观的现象，贪毒、黑毒、黄毒泛滥，难以根治。为什么整个国家社会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离道失德？非常值得深思，辨证出其中的病因。 其实这种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祖先们早就论证过了。例如，法家的荀子，在当时就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治乱的标准。他用“义”、“利”两个字，很简洁地区分治世与乱世：“义”战胜“利”就是治世；“利”压倒了“义”就是乱世。他提倡用义德的思想来治理由于“利”产生的乱世。荀子的境界其实还不算太高，离老子的用道德无为治世思想还相去甚远。将仁德、义德、礼德一齐抓住时，才接近老子的哲学思想观，才能实现德治和真正的大治。 老祖宗曾告诉世人和子孙：“不信自然无以明”。这个自“燃”（注：然的本义即燃），就是要教化每个人，用道德将人心点燃，既照亮自己也照亮周围。不做到这一点，每个人的前途就没有光明可言，民族就没有光明可寄，社会就无光明可谈。教化民众用道德自燃人心，将私欲人心转化成奉献，这个治心的处方，才是根治一切病根的仙方良药，且万古千秋疗效不变。加强法制的这一观念虽然是必需，但心治是根本，刑治只能是辅助治心的工具，主次要分明。我国历史上，刑治严峻的朝代不可谓不多，但是一旦离开“心治”者，则无一例外地很快地崩溃，史实无情，大道的规律无移，本末倒置有害无益。国家要尽快地在目前这个“人治”的状态中转向为以“德治”为主导以刑治为辅助的状态，才能进入治世的良性循环之中。 当前急需的是将仁、义、礼三治尽快展开，全民性地推动。但是，什么叫仁治？什么叫义治？什么叫礼治？建议专家们都将蕴涵中国道德文化精髓的《德道经》中所阐释的治国之道深入系统地研究一下，这才对道德治世有益，才能顺利地让民族的道德精神传播和应用于世，而展开其中蕴涵的道德精神的全部内容。高层次的治世，就是用道德精神来治理社会。道德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如果都遵行道德，就能实现世风和人心的根本治理。大道不行，民众就会心生邪恶，人人为“利”而竞争奔忙，这样只会导致世风日下，而用道德教化百姓，保持民风淳朴，国家就容易进入长治久安，和平稳定。 二 对比分析世界各国的体制结构 在当代，世界各国密切交融，必然再也不能闭其关来各干各的，世界经济的融合，也推动了世界政治的、甚至宗教的必然联系。然而又不能完全抛开本国的实际情况，这也是唯物辩证的观点，也是祖先们的中道思想。那么什么是特殊的国情？这一点一定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去看，要研究一下胡主席近期的讲话内容。胡锦涛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提到：“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不同，对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 我们不妨放眼观察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体制结构状态。 整个西方世界近几个世纪以来，为什么各国都在稳定地向前发展着？经过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每个国家的管理，基本上都是三足鼎立式的框架，政党、宗教、经济三大支柱在法律的基石上共同运转，其中的政党专司国家的执政管理；宗教则专司民众灵魂的教化；经济科技独立发展；政府宏观协调平衡。这种三足鼎立的国家社会管理结构模式，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维护着整个西方世界各国的稳定和发展。 再以新加坡的国家体制为例考察一下，它是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民情稳定，而且几十年来同样是一党专政。其一党主政不变，但是社会却长期稳定，其中的原因在哪里？考察后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就是对宗教的开放态度。新加坡没有像世界上各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将精神领域的领导权强行管理起来毫不放松，而是允许各民族的宗教在法律的基础上各自发展，所留下的空间较为宽松，人民的精神世界有各民族自己的宗教寄托和教化，当政者信与不信也沐浴在其中，规范着自己的灵魂，国民的道德精神面貌和素质普遍较高，这才是“高薪”能够养廉的基础。没有精神建设这个基础，再高的薪水也只能养贪。新加坡只是将宗教这一领域放宽，而其它政党和经济科技两大支柱，基本上还是总揽于一体，但是仅仅放了这一根社会支柱，对社会的稳定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知道对这个现象我国的学者是否注意到和将意见提出来。我国的道德文化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和经验，对净化人们的心灵，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如何科学地善加利用，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大问题。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以上有所不同，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政党、宗教、经济化为一体，总揽一切，由政党代替宗教向人们推行其哲学思想，完成对人们精神教化的任务。这种只认阳不认阴，而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宗教化的做法是非常不客观的，由于哲学思想并未包罗隐显，穿越阴阳，不具备洞穿隐显的理论和方法，没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也就不可能像其它真正的能称之为“经”思想那样，长期存在而引领人们的精神，当前世界上最著名的影响力最大的三部经文：《圣经》，《德道经》，《古兰经》，都具有包罗隐显的特点。这些经文都具有引领民族精神、教化民心的无穷力量。但可惜的是，唯独诞生《德道经》的中国并没有运用《德道经》来教化民心，而是强行扩大哲学思想的作用力，以哲代教。这种方式自古迄今，尚无成功的经验，前苏联“以哲代教”失败的惨痛经验，充分说明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最终必然形成精神领域的失控。民族精神的食粮，应以真正的“经典”饲养，而不应单一化。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宗教与政党性质上的区别。哪一个能在精神领域发挥最大的功效，其中的利弊，值得历史地深刻考证。 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国家管理模式，其实并不是源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是完全源自于前苏联解读执行马克思主义时形成的糟粕，这一点我们可以深入地探讨和分析，翻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就不难找到症结所在。正是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错误解读长期得不到矫正，因此断送了前苏联和整个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对整个世界都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下子就跌入了低谷。 三 前苏联体制的糟粕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及启发 我国类似前苏联的精神信仰危机，其实早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就已经出现，在邓小平时代迅速展开，在江时代发展到积重难返而已。那么我国当前应当如何面对道德精神领域的建设，如何重树人民大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显然不可能废掉一个框架，重新找一个来，那样做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大胆地进行可控性的改革，是必需的过程，要建立并完善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的骨架，并且将其进行全面接轨，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平稳地给国家民族带来希望，保证其可持续性地发展。 前苏联国家机制基本架构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错误的解读和执行，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诞生并成为社会发展支柱的宗教进行摧毁和扼杀，从而抛弃了民族地域精神文化这一灵魂基石。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高度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是国家的命脉，是几千年历史的见证和经验。其中蕴涵的文化精髓，都是经历了世事沧桑检验和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之所以得到长期的延续和发展，必定有它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然而前苏联不重视，东欧各国不重视，我国在前期也是全盘俄化，改革开放以来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西化的倾向，这使得民族文化的根柢被摇撼削弱，几存皮毛而已，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社会历史在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社会框架基础，就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支柱，政党、宗教、经济科技这三足鼎立式的框架，是社会最稳定的基础架构，强行拆除其中任何一足，都是违背自然辩证法的愚蠢行为，社会必定无法长期稳定发展。 要使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不再遭遇到像前苏联一样的恶运，唯一的途径就是全面总结苏共他们的失败原因，分析出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马克思是非常严谨的思想家，他早在1884年就注意到了东方和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东方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可能和西欧不同，存在着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巴黎手稿》）。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规律，渗透着浓重的道德人文文化思想和理念，道儒释的思想深植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东方的传统道德文化社会发展史，与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一点只要翻开东方和西方的历史，即不难发现其中的明显差异性和各自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将东方的发展规律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东方特色的社会发展规律命名，无疑是非常精准的科学论断。如果真正遵循马克思的论断，高度重视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构成的东方社会发展特殊规律，注重这个民族地域的特色，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道德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斯大林将人类社会简单粗暴地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阶段，根本就未考虑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欧洲的不同。斯大林在我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我党的直接领导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指挥失误连篇累牍，造成党内和我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连串的错误和失败，几乎全盘断送中国革命。直至这种直线联系中断（电台损坏），无法挥动指挥棒，毛泽东临危登上领导岗位，这才彻底改变，扭转了残局败势。这一惨痛的历史经历，说明斯大林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读，根本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之中。毛泽东虽然被他们戏称为“山沟里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但正是因为这个“山沟里”的特点使其精神中携带着“东方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人文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特色。这种东方传统道德文化的精神灵魂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才诞生出毛泽东这位伟大的世纪伟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结合，才顺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变。 但是，在建国执政以后，我党未能继续保持住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简单地将前苏联的执政模式移植进来，全盘接收只适宜于欧洲发展规律的，并且存在严重错误的模式。我们虽然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简单粗暴的家长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作风，却未能在国家机器体制上及时探索出有别于苏联的、适宜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具备民族特色的国家机制和执政方略。前苏联国家机制的全盘移植，完全背离了“东方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扼杀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顺利走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时期以后，又重新陷入了前苏联构筑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国家机制的陷阱之中。我们的执政者虽然左冲右突，想从其中摆脱冲杀出来，但是，由于国家机器基本架构的完全承袭照搬，局限了视野的开拓，执政党也就难以在具体的执政行为中突破这些框架的根本性制约。 我党发展史和建国执政史的历史经验以及我们与前苏联关系的合与分，这其中的利弊得失都是极其深刻的教材。我们也不难从史实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抛弃脱离东方传统文化这一民族灵魂的基石，再先进的思想和主义，也难以在东方产生和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难以造福于民族和人民。 四 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让我们重新来看一下前苏联在马克思宗教论述方面的解读误区，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这样就有利于我们避开重蹈前苏联理论错误的覆辙。 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这里，马克思用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要社会功能，在马克思的原意中，对宗教的这一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况且比喻性的描述也不能作本质判断。但列宁在解释这句话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把原来“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变成“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主语换了，意思也就全变了。更为不幸的是，列宁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由此引申出来的又一结论便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我们应当同宗教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原则”（见《列宁全集》第17卷）。从此，“宗教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成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理解，也成为我们制定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宗教被视为“毒品”，被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被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参见潘岳《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马克思对世界各国的宗教，包括对《德道经》都进行过研究，因此他对宗教的评价是中肯的。从马克思的原著中和潘先生的对比解析中，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深刻教训中，我们不难发现由解读的偏差所形成的理论误区带来的损失是何等的巨大。 我们应当注意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欧洲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他们对鸦片的理解与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华民族对于鸦片的理解是不同的。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会议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马克思还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提到“来世的智慧即宗教”。 关于宗教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了世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进一步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个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马克思眼里，宗教是人类存在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朴素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并不是消极的，也谈不上必然反动与愚昧，更不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都形成现实基础，而每一时期的法律、政治设施宗教的、哲学的观点都构成了上层的建筑。”即是说，宗教是上层建筑构成的部分之一。我们有必要完整领会马克思的原意，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应与宗教为敌，而应以宗教为镜，找到自己已致力于改革的对象。 此外，我们还应充分理解列宁对宗教态度的阶段性。十月革命时，俄国东正教会与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强烈抵制革命（东正教是罗马灭亡时期最教条、最保守的一支派系的延续。——本文作者加注），所以列宁当时对宗教的描述，具有鲜明激昂的时代特征。而革命成功后，列宁的观点又有了新的内容，他提出“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他甚至举例说：“如果有一个祭司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的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们加入社会民主党……”，“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恐惧，……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宗教。”由此可见，列宁对于宗教的理论思考是随着革命斗争的现实逐步调整的，并不总是基于严酷的现实斗争给宗教以消极定义，而是随着形势发展与时俱进。可以想象，如果列宁活得时间长，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全过程，他一定会阐发出更新更全面的宗教观。 我们夺取政权以后，没有把握列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提法，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五 国魂丢失，急需改革。 当年，面临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上下内外都非常紧张，理论专家们分析研究，想从那个现象中提取教训。可惜，由于没有从根本上透彻全面地深刻分析病因，所以用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这剂药，由于这剂治标的处方基本对症，因而起到了明显的疗效，出现了一个二十年的物质文明复兴时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热浪中，人们都有点飘飘然，以为苏联的教训已经远离我们，问题已经被“开放搞活”彻底解决。但是没有人想到，由于这个处方治标未治本，没有同时抓住用道德医治人的精神灵魂这个根本，一个“利”字，既没有仁德的制约，也没有义德调控，更没有礼德规范，在单纯一个“利”字的推动下，人性中的阴我私心欲望，登峰造级地扩张，智德无存。在“利”字面前，人们连最起码的理智都丧失了，信德这个做人的根基土地也在欲海的浊浪中飘浮起来，贪污腐败也就必然如洪水一般席卷所有的人心，犯罪率也急剧地攀升，动摇国之根本，物质文明的成果又怎能得到常保呢？从这些现象中，我们不难也看出，治国之本在治心，在于用道德医治心灵，一定要在仁德、义德、礼德这三种德性所构成的道德平台上进行治理，离开这个平台求什么发展都是空，都会昙花一现。这既是历朝历代的教训，也同时是现实世界的深刻教训。 精神这一上层建筑领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符合人们精神需求的东西主领，担负起精神导向作用这一工作，长期放任这种空白，精神混乱也就是必然现象。从潘岳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新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宗教的社会作用：即，在科学技术尚未高度发展，还不能解决人们精神问题的今天，仍然不能离开宗教而解决人们对于精神领域的需求。宗教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再回避的重要问题。然而，对于我国几十年形成的固化模式，任何对于它的改变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碍力，如果稍一不慎，反而会适得其反。 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宗教界经过几十年的严格管理，已经是教不成教，都深陷在利和名的泥潭中争夺不息。无论是宗教界还是佛教道教协会，都没有理想的精神状态以及体制和人才。他们本身都急需改革，已经没有能力马上就承担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如果草率地承担起这副重任，一旦形成错误的格局，再想让其改变，进行根本上的改造也就非常困难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人民信仰的失落，各种民间和海外而来的异教纷起，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它们都趁着精神领域的真空在民间悄然兴起，动摇着国本。各地基层的派出所已经司空惯见，不以为然。将“抓、罚、放、判”作为一种创造经济收入的手段，闹大了的则动用绳之以法。这些所谓的传者和信者所信奉的，大都是一些神道产物，但口气却非常大，蛊惑人心的作用也不小。有的人自己称自己是上帝，甚至崇拜动物灵之类的“淫祀”教派都有出现，这些大多数的都是旁门左道。精神灵魂领域内的杂乱无章，其实孕含着巨大的危险性。 无论是什么伪道，它们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必然要拼命地挣扎，他们拼命的活动也就形成了各据山头的势力，也就建立起了一个个不易攻破的堡垒，那时要想一个个地攻克它，就会非常困难。从古至今，人们都总结出了疏导甚于防堵的治理之道。远到大禹治水，近至98年的抗洪，实际都体现了一个疏与泄。人的思想，人的灵魂内的东西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因为信仰是深入灵魂的事。我国行政凌法整肃气功的结果和经验，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最近外界传言要给**平反的问题，如果我国在精神领域没有强有力的、符合人们精神需求的内容主领，冒然这样做，就潜在着非常大的危险。但是如果采用“扶正去邪”的方法，先立正而后引邪归正，那也就容易得多。正邪两道在社会中，历来存在着是匡正还是乱世两途，匡正则国家兴旺，民族繁荣，乱世则祸国殃民。 因此，在当前各种以杂充正、以旁代正，以及境外还有**法和西洋各教都伺机大规模涌入的前提下，即使开放宗教领域，也不能操之过急，而且目前暂时还缺乏这个基础，不能盲目地在长期左倾几十年的状态下，又过早地、没有详尽准备的情况下，又突然放任自流。在这其中应当居中而行，尽快扶植和建立本民族的精神灵魂框架，将国粹的道德精神确立起来，使其占领主导地位，形成主流性的上层意识形态的阵地，然后再逐步地全面开放宗教这一领域，那就不会导致混乱，如果过早过急则必然又会引起混乱，而且劳民伤财耗损国本。 那么如何医治民族精神的创伤，重树民族的信仰，凝聚民族的力量，以使党真正加强执政能力，使国家走向物质和精神的共同繁荣与文明？那么如何医治民族精神的创伤，重树民族的信仰，凝聚民族的力量，以使党真正加强执政能力，使国家走向物质和精神的共同繁荣与文明？如今过渡时期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一部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水乳交融，既超越于宗教又具备宗教能够引领人们精神的特点的精神宝典，用她作为我党在精神领域强有力的支柱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引领人民弘扬民族道德精神，加强我党的凝聚力，以德治国，真正地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那么什么样的经典具备这样的能力呢？可以说就是《德道经》。 在当前迫切的情况下，《德道经》可称之为灵丹妙药，此时服用，正当其时，不应当再次错过。弘扬道德的契机，不是我们人为地去产生的，而是时代的要求。国民的精神，人们的道德人生观已经凿丧，亟待挽救。百姓道德观念的提升，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国家的繁荣稳定是百姓之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重新确立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形象。 六 回顾历史看《德道经》及其作用 《德道经》著于2500多年以前，早于任何一个宗教的产生，她本身是超越一切宗教的自然大道学说，是人类传统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我们的祖先因为能够纵观阴阳，玄览隐显，跨越太极弦线的障碍，认识自然，掌握自然，顺应自然，因此对宇宙真理的认识要比现代人深刻得多。老子亲身实践了圣人之治的方法论，性命圆成，回归自然。他站在自然的高度撰写的《德道经》瑰集了远古祖先们对自然大道本质的真知灼见，因此《德道经》也就自然地成为人类道德论的鼻祖。 纵观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史，无论是上古还是三皇五帝，不论是东周列国还是后来的历朝历代，一直到宋代，可以说是一个以道德为主导精神主理东方社会的过程，道德精神明显作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时期。《德道经》中所蕴涵和延续的道德文化长期滋养着中华民族。这种特性表现在两大块上：其一，没有任何组织形式的人文文化，道德民风自然吹拂，渗透在几千年来社会发展的人文文化大系统之中，潜移默化地根植在每個人的心灵深处，携带在炎黄子子孙孙的灵魂之中；另一个就是现实中人们能看得到的传统道家文化的宣传形式，用法、仪、教义、文字、语言，直接教化。 从汉代开始，由于帝王治国，早就已经从道治逐步下滑到了人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智治，下滑到了五德治世中的智治状态，这种治国的方式是仅以帝王个人的智识治国，这也就是“人治”历史时期。帝王智识用事，唯己唯欲取用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内容，从各方面扼杀道德文化的延续，这一现象发展到汉代后期，已经进入了极为典型的状态。此时，张道陵顺天应人，在东汉末年创立道教。他从显态构筑起了道德精神的防线，强化和巩固了《德道经》所蕴涵的道德文化精神。张道陵所创的天师道“正一教”随着历史的发展，终被人们所接受，被元代前的帝王们所认可，一度成为国教，从而产生了盛唐之治和早期宋朝的兴盛时期。使民族的道德精神在人文文化领域得以延续与发展。 中华道德传统文化，道德精神食粮，自从有了外族入侵统治中华以后，特别是宋朝的理学之风将道德精神虚化、将孔孟思想教条化以后，就逐步进入了匮乏的历史时期。从金国入侵建立元朝开始，道德精神日渐式微，人们的道德观念更加淡漠了。道随世变，此时产生了以王重阳、邱处机为开派的全真教。这一教派的“出家式”和“宫观式”，与正一道的全民式道教“居家式”相比较而言，粗看似乎是一种退步，不利于道德精神在全民中的传播。但是，实质上对道德精神在民族中的传播和延续，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更有利于在外族入主中原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更好地维系道德人文精神在民族中的延续与发展，使道德精神不至于在外来精神思想的冲击下，完全断灭与消失。历史发展到今天也证明，这一形式的变革，具有它不可低估的作用。 道是永恒不变的，形式却在顺应自然变化之中不断地改变。“有之以为利”将始终在“无之以为用”为统帅的前提下，随时随势而变化。中华的历史，有道德则昌盛，离道德则动乱。不看历史，不用道德精神分析历史，我们就不会明白其中道理。任何集团、群体，“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这是自然法则，人力难为。所以，我们应该认识这个道德精神真正产生和发展的必然历史，从而在必然之中顺应其中的自然变化。 《德道经》在唐代的普及学习与实践是造就大唐鼎盛的根本动力源泉。唐代统治者就是较为正确地采用了老子的治世思想，虽然他们是在运用宗教同步的方略下运用《德道经》，但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成功地运用国家执政的管理权力，推行全民道德教化，完成运用《德道经》进行国民精神建设的治国方略。唐朝统治者自称为老子的后裔，玄宗亲自为《德道经》作注，制令士庶均须家藏一本。开元二十九年“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奉行崇道德治国的政策。这些治国措施，使《德道经》家喻户晓，老吟幼颂，士庶皆尊，从而奠定了坚实的民族精神文明基础，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百业兴旺发达，诞生了百世流芳的“贞观之治”的鼎盛，曾经一度出现“监狱成空，吏同虚设。”的奇观，谱写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历史上无比辉煌的一页。由此可见《德道经》中蕴含着无比强大的道德精神力量，足以兴国家，旺民族。 在唐代，《德道经》曾经带给我们民族最鼎盛的辉煌，至今仍然被世界各地所钦佩敬仰。但是宋代以后人们一旦僵化道德精神，仅仅将她作为道教的专利品，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也就难显她治世的无穷力量，难以透发其中的光芒。古代的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也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七 《德道经》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 《德道经》中所蕴涵的道德精神和治国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近代最先进的思想，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德道经》她本身无任何宗教性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点上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德道经》同样是科学的，《德道经》哺育我中华子孙已经几千年，传统道德人文文化滋养着中华已经迈过了历史的长河，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她就是宇宙的真理，具有无穷的能量。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水融交融，相得益彰的。《德道经》所阐释的内容，在正确解读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她与马列主义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她囊括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双重宇宙，她自由地跨越太极图的黑白两界，人们曾把她称之为“包含玄学的治世之学”，是颇有道理的中肯评论。因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精华——《德道经》的有机统一，而不直接地开门见山地提倡宗教，是当前唯一可行的治理方案。如果决策者在治国方略中暂时难以开放宗教这一根社会支柱，让它形成独立的一个社会支撑系统，那么大力提倡全民上下内外学习实践《德道经》这一方略，作为精神领域联接宗教的一个平稳过渡的桥梁，则不失为一个“用中”的最佳方略。这个有机的统一必将重树国人的信仰，将人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同时延续发展起来，执政者在这个用“中”之内，则游刃有余，进退自如，而且必定会实现社会连续性稳定的发展。 真正的道德精神只导世以安，从不乱世。无愧于评论家们所说：道家思想，就是医人治世的学说。只是需要求医者、治世者或者执政者知人善任而已。万事万物都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发展之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目前国内已经基本形成了弘扬道德的这个必然局势，例如，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得到省里面的支持已经开始在部份学校中展开《德道经》的学习，也纳入了小学教育的轨道，中央的教育部，也把这个传统文化的内容纳入了计划。但是对这个《德道经》的学习，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并未摆在突出的位置，还暂时是实用主义的应用，还在犹豫不定之中，对《德道经》的学习推广，还未形成符合《德道经》本身特点的方案和方法。《德道经》的版本也存在杂乱的状态，甚至使用擅自篡改的版本，在哲学和人文学以及玄学方面，表现极不严肃，很难充分发挥《德道经》的作用力，急需矫正和统一。而且，在恢复传统文化的规划中，并未注意回避宋朝理学中的糟粕，这将可能将传统文化教育导入错误的领域，也是应当高度注意的环节，这些都是当前的一些特点和现象。 《德道经》的学习以及诵读之风，如果能够在符合人文学和玄学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出现普及兴起，那么这个群体的效应就会产生，社会效应就会出现，其影响也将会是异乎寻常的深远。因为这个道德的根是深深扎在中华民族人民的灵魂之中的，潜移默化，挥之不去，抹之不失，近年来只是由于利欲暂时蒙蔽了双眼，失去了光泽。但是，一旦用有效的方法将之启动，重新回到《德道经》所引领的轨道上来，其功效可以说是指日可待的，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底蕴所在、潜力所在、魅力所在。有些地方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试点，在此就不作多论述。 道德教化人心民心，建立在信德的基础之上，人无信不立。早年人们对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可以说离不开群体效应，社会的效应。这个效应一旦产生了，人心的约束就会由他律很快扭转为自律，贪毒、黑毒、黄毒大多数就会不治自愈，再加上适当的法制，那么大治的局面也就不难看到。而且这个效应一旦形成了，必然会势如破竹，很快见到医国的奇效。需要的是方法上的正确把握，自古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运用《德道经》之所以会产生十分乐观的效果，全在于她适合当前的历史时空，与自然的大脉博能够和谐地吻合。 只要在“信”上超越和抛弃前苏联在解读马克思主义上的错误，清除那些阴影，真正遵循马克思的论断，高度重视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构成的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注重这个民族地域的特色，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道德传统文化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实现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反之，如果不提倡道德，不统一地运用《德道经》进行精神灵魂的拯救，那就会是百教纷起，特别是西方势力，由于有坚厚的经济实力和推行的丰富经验，许多异教就会乘隙而入，主导中华的精神领域，将中华道德的人文精神扫荡一空，使我们的主政者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要想快速治愈民族精神的创伤，树立民族的精神信仰，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同步发展，在当前迫在眉睫的形势之下，唐代的史实经验值得我们分析和吸取。心乱之世，患入骨髓，必用猛药才能凑效。这剂猛药，应当是执政者全力以赴，开动国家一切可利用的机器，掀起全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德道经》的热潮，实践道德修养的全民教化运动。逐步通过行政命令推行的方式过渡到全民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的整体社会风气之中，在此基础上发现和扶助人才，建立具有中华民族道德人文文化特色的宗教系统，有主有次，主次分明，兼容多民族宗教，逐步实现真正的政教分离，让宗教在国家体制中完全独立，主司精神教化之职，则大治必然在这剂猛药之下顺利诞生。 作为道者以百姓之心为心，不参政不干政，但在社会出现矛盾，需要提出解决办法时，提一些看法，供决策者参考，也是顺应天道，义理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