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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八股兴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

      八股取士是明代朱元璋洪武十七年制定的决策,被后世五百多年所沿袭,一直到清末戊戌变法才废除。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内容。《五经》、《四书》,又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

      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 ,科举考试之法又大大变更,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称为"八股",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以后便承袭下来,格式愈益严格,文章越发空虚,直至清末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时才废除,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被废除。

     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出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个部分组成。破题,开首用二句设破题意。承题,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题的意义加以说明。起讲,用数句或十数作为议论的开始,只写题大意,宜虚不宜实。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中心。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语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亦有联属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考试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且必须以朱熹集注的儒家经典《四书》作为标准答案,文章必须以八股文为形式。
       八股文在行文时要使用孔子和孟子的口气说话,虽然看似可以理解到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但因为孔子的儒学思想,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已经异化为皇权的工具,使得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理想异变成“三纲五常”,到了宋代,又因程朱理学逐渐兴起,而进一步蜕化。宋代程朱理学已经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在未能理解自然规律的状态下,却强行要明天理,当然是难于做到的,所以灭人欲,也就成了一个难于企及的痴心,最终也落得个人人做不到的目标,反而降低了对道德的追求。


     八股文中只考经书,评判优劣又只根据作文的技巧,并不允许考生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个人的发挥和见解。必须依据"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毅梁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专研于五经、《四书》及权威注疏,使当时的读书人,一生沉迷于对这些相对狭窄的学问方向中,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毫不专研,只把研究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和写作华丽作为唯一的方向。在思想上,也因为只能代儒学的圣贤言,在文中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离当时的现实与实际甚远。为了符合文章排比对偶和反正、虚实和浅深的要求,达到文章的华丽,往往忽略了实际的文章内容,而注重了文章的句子、辞藻与形式,离做文章考察人才的本意也相去甚远。


    明清两代知识分子钻入八股这种无实用价值的文字游戏中,既疏于时事,又疏 于学问,甚至疏于经义,思想严重被束缚,缺乏创建。多是只会空谈义理、不知实事、又鄙薄自然科学技术。明清500余年的八股取士,使得读书人思想麻木,思维僵化,固步自封,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影响。读书人一生,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历史学问,无需涉猎,对道学及诸子百家,甚至对《易学》与儒学经典,亦不需学习,只需要穷究于八股之中,沉迷于文字游戏中,就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修养水平、智慧同步开发和科学创新能力,自此全面迅速下降。

    清人徐大椿在讥刺士人的《道情》中说得很透彻:“读书人, 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 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 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 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则称“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说:“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


      明清时代,正是西方科技逐渐兴起的时候,当西方社会从中世纪神权的黑暗中挣扎出来,向科学前进时,东方中国正处在八股的束缚中不能自拔,宋代及之前领先的科技,在社会八股取向的情况下,也从此没落起来,被斥之为“奇技术淫巧”。在东方与西方的角力中,直到清朝末年彻底的失败,使得国人在近代鸦片战争后经历了近百年的屈辱,实在是一件让人扼腕痛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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